民國時期，社會動蕩，政治紛爭，對學術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甚至在局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學術政治化的傾向。尤其是，隨著社會政治的發展，一種在當時政治領域具于重要作用的階級分析方法，應社會政治的需要而進入了學術領域。不可否認，這種以社會的階級矛盾與對抗為依據并把各種學術思想歸屬于不同階級的分析方法，雖然具有很強政治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影響學術的純粹性和獨立性，但對于當時的社會政治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也實實在在地構成了民國時期學術研究的一種特色。民國時期的朱子學研究同樣也受到這種階級分析方法的影響。
一、概述
就筆者所掌握的歷史資料看，民國時期，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研究朱子學，至少可以追溯到1935年出版的李石岑《中國哲學十講》中第八講“什么是理學”。
李石岑是民國時期的哲學家。1926年，他的《人生哲學》出版，其中對朱熹的人生哲學作了闡述。該書指出: 朱晦庵的哲學，可以說是集周、張、二程之大成。他的哲學所以帶有理氣二元的色彩，也就因為他學問的方面太廣闊。他做學問的方法，是本著大慧宗呆的教旨，先慧而后定。《宋史》敘朱晦庵為學，謂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所謂窮理與居敬，便是慧與定的功夫。朱晦庵借《大學》‘格物致知’一段，發揮先慧后定的道理。……朱晦庵是做先慧后定的功夫的，所以把格物解作‘窮理’，是主張‘致知在格物’。接著，李石岑還對朱熹的格物說予以了高度肯定，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著程伊‘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學上歸納的研究法很相似。他這種說法，影響于中國學術界很不小。后來由明而清，有許多看重知識、看重考證的學派，可以說大半是受了這種格物說的暗示。除此之外，李石岑還進一步將朱熹哲學與西方哲學家康德作了比較，指出:“朱子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好像康德在西洋哲學史上的地位一般。朱子是中國哲學之集大成者，康德便是西洋哲學之集大成者。康德哲學的特點是本務觀念，朱子哲學的特點是讀書功夫。應當說，這時的李石岑并不在意朱熹及其學術思想的階級屬性，而較多強調其與大慧禪師的關系，并認為朱熹做的是“先慧后定的功夫”、“援釋入儒的工作”。
20世紀30年代之后，李石岑的學術思想發生轉變，接受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他于1933年出版的《哲學概論》中指出:“‘唯物論的辯證法’為最正確的方法，因其能把握宇宙發展的全部，我個人便有這種信仰。而且，他于1935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十講》中，在闡述中國哲學包括朱熹理學時明確引入了階級分析方法。該書第八講“什么是理學”分為宋代思想發生的背景，“晦庵思想體系的概說”、“晦庵思想的批判”三節;一方面說“朱晦庵是宋代哲學一個集大成的人。他是繼承周、張、二程的思想的，尤其是受程伊川的影響最大，他提出一個‘理’字說明他的全部哲學”，另一方面又認為，朱熹“拼一生的心血以加強中國社會的封建意識，以增多無知民眾的固定觀念，以厚植維護宗法的儒家勢力”，強調朱熹學術旨在維護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和根本利益。這明顯是用政治的階級分析方法闡述和分析朱熹的學術。
繼李石岑《中國哲學十講》之后，1936年，譚巫模的《宋元明思想史綱》出版。該書在闡述南宋各派的學術思想時，通過對社會階級矛盾的分析，明確指出，陸九淵的哲學是“從大地主階層的立場出發”的“絕對唯心論的哲學”;朱熹的哲學是“從謀大地主階層與小地主階層的妥協的立場出發”的“理氣二元論的哲學”;葉適、陳亮的哲學則是“從小地主階層的立場出發的”。所以，該書在闡述朱熹的哲學思想時，以“大小兩地主階層之調和論—朱熹的格物論”為題，把朱熹的學術與社會的階級斗爭矛盾聯系起來。
1937年，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出版。該書旨在對中國歷史中“社會思想的各流派，從其形成、發展、死亡的過程上，以及其相互對立斗爭—作為各別階級的本質的對立和同一階級內部各階層的統一對立—的關系上，作系統的探究”《初版序》)，強調社會思想各流派與社會政治各階級的緊密聯系。該書第九編“封建主義衰落期政治思想的各流派”第二章“地主階級內部的分化和朱陸兩學派的對立”有“朱熹的折衷主義”一節，包括“朱熹傳略”、作為朱熹哲學之認識論的‘理’‘氣’二元論’、“折衷主義的政治論”三部分，專門闡述朱熹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不僅把朱熹的學術思想歸屬于統治階級，而且還用統治階級的內部斗爭闡述朱陸之辯。
1939年，趙紀彬的《中國哲學史綱要》出版。該書認為，中國哲學的研究“要對于各時代的哲學，依唯物史觀的考察，即一方面由社會諸關系的特征上，確定其階級的背景;而另一方面也由模寫論上批判其邏輯的命題，并把握哲學史發展的內在關聯，特別強調中國哲學的研究必須確定各種哲學派別的階級背景。該書第四篇“經學發展的新階段—宋明時代的新儒教哲學”第十四章“作為宋學集大成的朱熹的理氣二元論及朱陸對立的階級與哲學意義”，包括“朱熹的時代背景及其階級”、“朱熹的理氣二元論及其根本的缺陷—對于唯心論的屈服”、“朱陸對立的社會根據及其哲學意義”三節，不僅闡述朱熹的哲學思想，而且進一步分析了朱熹哲學思想的階級屬性。
同年，周谷城的《中國通史》出版。該書第四編“封建勢力持續時代(自北宋初至鴉片之戰)”第十章“鞏固統治的理學”，其中“理學之生長完成”一節分為“中國思想之演變,理學內容之特質”、理學有裨于統治三部分，包括了對朱熹理學思想的闡述，并且明確指出，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有助于統治者。
1942年，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中冊)在延安付印出版。該書的第三編“封建經濟的發展到西洋資本主義的侵入—隋統一至清鴉片戰爭”第五章“南北分裂與封建經濟南盛北衰時代—金與南宋”第三節“南宋的腐朽政治與道學的提倡”和第九章“隋唐以來文化概況”第五節“正統派宋學”論及朱熹及其思想。其中認為，以朱熹為代表的“正統派宋學，、‘完全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
二、朱熹家庭背景以及生平事跡的階級分析
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研究朱熹學術，首先是要對朱熹本人的家庭背景以及生平事跡做出階級分析，其次是要以此為依據，進一步對朱熹的學術思想的階級屬性做出分析和批判。
關于朱熹的家庭背景，《宋史·朱熹傳》指出:“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葵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對此，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不以為然，指出:“此殆為過甚之辭，未有其貧至衣食無著而能窮年以事學問者;且其父子相繼為顯官，而未有無產業者。故原其出處，應為一官僚地主之家庭，后來式微了的。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也說:“朱熹的家世及經歷，為官僚階級。蔡尚思《宋明理學相同的缺點》則說:“二程、朱熹、張拭、陸氏……那班理學大師，都是官家地主的子弟;而自己也常做官，如朱熹、許衡、王守仁、李光地……等的官位都是很高，所以和下層大眾很隔閡，不知稼之艱難，不知痛苦為何物，其思想全是代表上層，而不適于實際之用。
關于朱熹的生平事跡，譚巫模《宋元明思想史綱》說:“他是以進士出身，做過同安主簿，知南康軍，累次對策，都是勸人君以正心和格物致知為主，后來以政見關系被貴族地主排斥，乃退而講學于白鹿洞。在學術上與陸九淵對立，致演成鵝湖之會的三日舌戰，在政治上與韓伉胃對立，致演成‘慶元黨禍’。他的生活，非常有秩序，舉止非常嫻雅，真能遵守封建社會的信條，博得當時多數士大夫的尊崇。應當說，這一評述與《宋史》所載基本一致。
與譚巫模以為朱熹“真能遵守封建社會的信條”相反，在當時延安出版的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則另有一說:朱熹講正心誠意的道學，被認為登峰造極。他本人的行為，并不與他口說符合，雖然他聲名大，徒弟多，經長時期的修飾隱諱，似乎裝成圣賢模樣，可是不能掩盡的行跡，卻依然流傳。例如朱熹與陳亮友善，陳亮游臺州押官妓，求臺州太守唐仲友代為脫籍。仲友卑視陳亮，不肯出力，亮怒，往見朱熹。熹問小唐說些什么?亮答，唐說你字都不認識，如何做得監司(大官)。熹怒，借查冤獄名義，巡按臺州，立奪仲友官印，奏告他的罪狀，仲友也上奏自辯。官妓嚴幼芳色藝冠一時，熹捕幼芳強令供與唐通奸，幼芳備受鞭杖，抵死不認。她說:‘我是賤妓，與太守通奸，止是杖罪，不過是非真假，豈可亂說，我終死不能誣人。’熹再三痛杖，逼令認奸，幼芳受刑不屈。趙奮起初看朱、唐互告，止當是秀才爭閑氣(鬧意氣)，后來看朱熹冤人通奸，令朱、唐二人都罷免才了事。其他如迷信風水，掘別人的墓地葬自己的母親;娶尼姑二人作寵妾;托名鄒祈注釋《參同契》(煉丹書，東漢道士魏伯陽著);標榜儉德，不讓老母吃好米，這都是南宋人的記載，應該可信。 “南宋人”的那一“記載”，前半部分出自南宋人洪邁《夷堅支志》庚卷十《吳淑姬嚴蕊》所述，《四庫全書總目》將該書歸為“小說家類”，并指出:“是書所記，皆神怪之說。”而后半部分，出自“慶元黨案”時朱熹的政敵韓伉胃指使監察御史沈繼祖誣朱熹的諸條罪狀，據陳榮捷《朱子新探索》考證，最早見于稍后于朱熹的南宋人葉紹翁的《四朝聞見錄》卷四《慶元黨》，而其中多數內容屬于顛倒是非。
三、朱熹學術思想的階級分析
譚巫模《宋元明思想史綱》認為，朱熹“一方面把周程所遺留的學說，加以有系統的組織與發揮，一方面把王安石的政治學在不違背大地主的利益的原則下而加以修正，而另成一新的體系”又認為，朱熹講窮理，是為了“明了封建社會中的‘人倫’關系，指示其各階層彼此的正當行為，而達到其階級的說教”;同時又說:他的政治論的根本原則，就是守舊與因時并用，這也是從謀大小兩地主階層調協的觀點出發的。而且還指出:朱氏是一位開明的大地主階層之代言者，一方面在不完全抹殺小地主階層和農民利益的原則之下而繼承著大地主一部分的傳統政策，一方面在不十分抵觸大地主階層利益的原則之下而采用小地主階層一部分的維新政策，盡力地彌補大小兩地主階層的裂痕。
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對朱熹的政治思想作了階級分析，認為朱熹的政治主張“基本上是符合中小地主的要求，同時也部分的符合商人、地主、中間階層乃至農民的要求。但他又受到貴族大地主排斥，并引發為嚴重的‘偽學’之禁。這說明他是代表中小地主而出現的”同時還認為，朱陸之爭“都是由于其各自所代表的社會層利益的不同，同時也正在表現地主階級內部諸階層利益沖突的劇烈”。
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則明確認為，朱熹“是南宋商工業階級的思想家”，因此“在政治的實踐上遂確立了比較前進的、和純封建地主不相容的態度”。該書又指出:“由于當時商工業者對于封建支配的從屬性，所以他無論在政治實踐上及哲學思想上，都未能成為真實的變革的存在;而不過是在政治上提出了部分改良的主張，在哲學上建立了理氣二元論的體系。還說:‘朱陸之間的對立，完全是當時商工業者階層與封建貴族的地主之間的沖突的反映;即朱熹代表著前者，陸象山代表著后者。同時，該書贊同戴震對宋儒理欲之辨的批評，并且指出:“在戴東原看來，宋儒這種去欲存理的學說，在實踐上乃是統治階級殘殺被壓迫大眾的工具。
周谷城《中國通史》在闡述朱熹理學思想時，特別對朱熹“存天理、滅人欲”作了階級分析，認為朱熹“存天理、滅人欲”作為政治原則，不僅“統治的君主要依循這個原則以施政”，而且“凡受治的人民，也必須依循‘存天理、滅人欲’之原則以守秩序，以作順民”。因此，該書明確指出:“‘存天理、滅人欲’這個原則，君民兩方，都用得著。君主用此以統天下，為令主;人民依此以守秩序，為順民。而且還進一步指出:“但君主未必愿意執行這個原則以規范自己，人民未必懂得這個原則，奉行無少差池。于是介于君民之間的智識分子重要了。智識分子依據著‘存天理、滅人欲’之原則以保種族，以輔君主，以導人民。”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特別強調以朱熹為代表的“正統派宋學”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指出:“宋學的所以發生，由于統治階級需要這種學說;所以發展，由于這種學說，完全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統治階級需要怎樣的學說呢?要能教人服從尊長的，不敢犯上(反抗)的，聽天信命的，庸言庸行的學說。宋學恰恰就是訓練這樣庸人的學問。”
蔡尚思《宋明理學相同的缺點》則認為，理學家代表地主階級，“所以明認貧富是天經地義，極盡偏袒富人的能事”又說:“宋、明、清初是中國君主專制最盛時代，同時也是理學最盛時代，理學家與專制君主，互相響應，互相利用，理學家最偏袒專制君主，專制君主最愛護理學家，理學家是專制君主的腦，專制君主是理學家的足。”
四、朱熹學術思想的批判與肯定
事實上，民國時期從階級分析入手的朱子學研究，也包含了學術層面的對于朱熹理學的闡述。李石岑的《中國哲學十講》第八講“什么是理學”第二節晦庵思想體系的概說”對朱熹理學作了學術層面的闡述，指出朱晦庵是宋代哲學一個集大成的人。他是繼承周、張、二程的思想的，尤其是受程伊川的影響最大，他提出一個‘理’字說明他的全部哲學。他雖提到心性情欲，與乎心性的關系，卻是特別尊重‘心’和‘理’的合一。其次，便是說明‘性’與‘理’的關系。他雖提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分別，但他主張天地之性是理，氣質之性是理與氣雜，于是又認‘性’和‘理’的合一。他對于修養方面，則提出居敬窮理四字。居敬是涵養的工夫，屬于內的方面;窮理是致知的工夫，屬于外的方面。所謂居敬，所謂窮理，實際上都指理而言。這樣看來，我們可以把晦庵全部的思想，叫做‘理一元論’。該節分為“心即理說”、“即理說”、“修養的方法”三個部分闡述朱熹理學。
但是，從階級分析入手對于朱熹理學的闡述，旨在對此做出政治批判。因此，李石岑《中國哲學十講》在“晦庵思想體系的概說”之后又有“晦庵思想的批判”。譚巫模《宋元明思想史綱》、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以及周谷城《中國通史》、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在闡述朱熹及其理學的同時，又包含了批判。這種批判，既有學術層面上的批評，也有政治層面上的批判，甚至也有情緒化、簡單化的批判。蔡尚思呀呈朱派哲學的批判》說:“這般貴族地主，飽食暖衣，閑得無聊，妄作玄談，表示高深，例如什么心、性、理、氣、天命、象數、太極、無極、陰陽、五行等，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話。……他們師徒，終身終日，開口瞎說，閉目瞎想 “程朱派理學家最不講理，最無良”，“纏足與守節同是摧殘婦女的，且皆為理學家所重視，而盛行于南宋以后。朱熹生長福建，又常在福建做官，下令婦女纏足，以絕淫風。……在世界各國中，以古代中國人最壓迫女子;在古代中國各思想家中，以程朱派最壓迫女子;在中國歷代政府君主中，亦以提倡程朱理學的元、明、清三代為最壓迫女子。顯然，這己經超出了學術層面而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和情緒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民國時期從階級分析入手的朱子學研究，對于朱熹學術思想，除了政治批判之外，也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學術研究，并給予了實事求是的肯定。
譚巫模《宋元明思想史綱》不僅在學術層面上闡述朱熹“主張立綱紀、主張勸農、主張防止兼并、主張立社倉、主張廢除經總制錢”等政策主張，而且還進一步認為，這些政策主張“適合當時社會需要”，有利于“實現其各階層的協調”。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和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都對朱熹在政治實踐中所提出的具體政策主張作出了學術層面的闡述，并且予以了肯定。呂振羽指出:“在當時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朱熹所主張的那種改良政策，不只是必要，而且是有進步作用的。”趙紀彬指出:“凡此種種主張，總而言之，即朱熹這種對外抗戰到底，對內由改善民生以求團結一致的實踐態度，在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己經是歷史制限內的最大可能性的前進思想。
與此同時，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和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還對朱熹的科學思想和格物致知說有所肯定。對于朱熹的科學思想，呂振羽指出:他肯定地球形成的過程，是由氣體凝聚，然后成為流質體，后來便慢慢冷卻成為硬殼體，并肯定地球為圓形體，又認為月本身沒有光，其發出的光，是吸收日光的反射，這都是有其蓋然的正確性，也是朱熹對天文學的偉大貢獻。對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說，趙紀彬明確指出:格物致知’的認識論，……實己充滿著把握客觀事物本質的科學精神。而且朱熹也確乎依此方法，在當時歷史條件之下，獲得了驚人的自然認識。同時還分別例舉了朱熹有關宇宙起源、生成以及月本無光、地質變化等方面的論述，并且指出:“在朱熹這種自然認識上，我們首先看到了他以為宇宙的本體是氣，由于氣自身內在矛盾的發展，即陰陽的對演與水火的交感而形成了宇宙的起源;其次宇宙的生成順序，是由氣體而液體而固體，且周期的由形成而消滅(雖然是單純的循環);這一些的見解，和康德的星云說的宇宙生成論，頗為近似。至其以月本無光，得日之光而始明的見解以及關于地質學的發現，均與今日的科學定論相符合。凡此，皆其格物致知說的唯物論的科學精神的直接產物。余論
民國時期從階級分析入手的朱子學研究，既有對于朱熹家庭背景以及生平事跡、朱熹學術思想的階級分析，也包含了對于朱子學的實事求是的闡述和評價。李石岑、趙紀彬都對朱子學做過相當深入的理論分析，并且提出了新的學術觀點。李石岑《中國哲學十講》特別強調朱熹的“心即理說”，認為在朱熹那里，“心是性和情的主宰”，“心是天理的主宰”，因而建立了宋代觀念論的根基。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實際上提出了朱熹理學與西方哲學中唯物論、唯心論的關系問題以及朱熹格物致知說與自然科學的關系問題;后來，他的《中國知行學說簡史》還對朱熹知行論中所謂“知先行后”、“理具于，了“致知以敬為本”三個命題作了理論分析。應當說，這些問題本身都是學術問題，民國時期學者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民國時期從階級分析入手的朱子學研究，從總體上看主要是對于朱熹學術思想的政治層面的批判，但是也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學術層面的肯定。譚巫模《宋元明思想史綱》、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和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都對朱熹學術思想的某些方面有所肯定。這與后來對于朱熹學術思想的全面批判和否定有著很大的不同。如前所述，趙紀彬在《中國哲學史綱要》中認為，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實己充滿著把握客觀事物本質的科學精神”，并且還認為，朱熹對于自然的認識，“皆其格物致知說的唯物論的科學精神的直接產物”。這些學術層面的肯定，完全不同于后來他所參與執筆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冊)第十三章“朱熹的思辨哲學及其反動的正宗性質”所說:朱熹所謂格物致知是無人身的理性本身的復歸，‘物’既非客觀事物‘知’也不是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其體系是一種狡猾的僧侶哲學，但居然有人說它‘是有唯物論精神的’，這就不僅是令人失笑而己，我們必須警惕這種說法的意圖。 “朱熹提到自然科學的地方，有關于宇宙的生成和結構的一些問題，他也提出了一些假說，但是朱熹的假說在當時不是進步的，它既不是由他自己的科學實踐中導出，也不是對既有的科學成果加以提高或綜合，而不過是掇拾當時的公認的論點，加入神秘的內容，湊成一幅與他的僧侶主義哲學最能對合的宇宙圖畫。
需要指出的是，從階級分析入手研究中國哲學，在民國時期的學術界就有不同意見。賀麟于1945年寫成的《當代中國哲學》中就認為，階級斗爭“只是政治斗爭中一個歷史上的斗爭并不限于階級，我們也可說歷史是觀念的斗爭，民族的斗爭，譬如即以前后兩次世界大戰來說，就很難以階級斗爭四字來解釋清楚”。不可否認，從階級分析入手研究中國哲學，包括朱子學，是一定范圍內社會政治的需要，對于民國時期的社會發展有著一定的意義。但就研究方法而言，由于在學術研究中帶入了明顯的主觀政治立場，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造成對于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的損害，甚至有可能為了主觀的政治立場，而在研究材料不夠充分并且尚未作出深入的理論研究的情況下，倉促而簡單地得出與實際不相符合的結論;而且，隨著主觀的政治立場的改變，既有的學術觀點也會隨之改變。
民國時期從階級分析入手的朱子學研究，雖然只是當時學術研究的一部分，但是對后世影響很大。后來的朱子學研究，有相當長一段時期就是沿襲或夸大了這種從階級分析入手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