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出于立孔教為國教的目的，康有為對作為孔子后學的孟子和荀子備加關注，并成為最早對孟子與荀子進行比較的近代思想家。康有為對兩人的比較從經典文本、學術源流、傳承方式和思想內容四個方面展開，盡管受制于立孔教為國教的宗旨，帶有某種“偏見”，卻開啟了孟子與荀子比較的話題，引領了中國近代哲學的致思方向。

【關鍵詞】康有為；孟子；荀子；比較研究；近代哲學

一方面，主張立孔教為國教的康有為無論對孔教作何理解，孟子和荀子都是孔門后學，這一點是始終不變的。另一方面，他對待孟子、荀子的態度大不相同，致使兩人在孔教和康有為思想中的命運相差懸殊。其實，康有為的態度建立在孟子、荀子思想差異的認定之上，基于對兩人從經典文本、學術源流、傳承方式到思想內容的比較。康有為的孟子、荀子比較具有不同以往的學術視角，秉持自家的孔教宗旨；既開啟了中國近代哲學的核心話題，又引領了中國近代哲學的致思方向。

一、經典文本之差

康有為認為，“六經皆孔子作”，孔子之道本末精粗無所不賅。孔子弟子、后學的思想由于依據不同文本，傳承了孔子大道的不同方面而各不相同。正如老、墨皆“一曲之士”是因為老子只偷得半部《易經》，而墨子只偷得半部《春秋》一樣，孟子與荀子雖然都是孔子后學，卻傳承了孔子的不同經典。對此，他反復比較說：

荀卿傳《禮》，孟子傳《詩》、《書》及《春秋》。[②]

其（指孔子——引者注）后學，荀子傳《詩》、《書》、《禮》，孟子傳《春秋》，莊子傳《易》，其淺深即由此而分焉。[③]

在這里，康有為對孟、荀所傳孔子文本的說法并不統一，總之不外乎兩種主要觀點：一是荀子傳《詩》和《書》、《禮》，孟子只傳《春秋》；一是荀子只傳《禮》，孟子傳《詩》、《書》和《春秋》。這兩種觀點對于孟子傳《春秋》和荀子傳《禮》的認定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將《詩》、《書》或者說成是孟子所傳，或者說成是荀子所傳。其實，無論《詩》、《書》是否是孟子所傳，只有《春秋》便足以顯示孟子在經典文本上的優勢了。因為按照康有為的說法，六經具有精粗、深淺之分，不可等量齊觀：“蓋《易》與《春秋》為孔子晚暮所作，《詩》、《書》、《禮》則早年所定。故《易》與《春秋》晚歲擇人而傳，《詩》、《書》、《禮》則早年以教弟子者。然《詩》、《書》、《禮》皆為撥亂世而作，若天人之精微，則在《易》與《春秋》。孔子之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若求晚年定論，則以《易》、《春秋》為至也。”[④]按著這個說法，六經之中只有《易》和《春秋》是孔子晚年所作，故而傳達孔子大道，擇人而傳。《春秋》與《易》兩相比較，《春秋》至貴，傳《春秋》使孟子具有了無可比擬的地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寫道：“故善言孔子者，莫如孟子……然則六藝之中，求孔子之道者，莫如《春秋》。”[⑤]

問題到此并沒有結束。康有為強調，六藝雖然出自孔子，卻是孔子大道表層的“片段”。無論《春秋》還是《禮》充其量只不過是孔子日以教人的六藝之傳而已，憑此無法窺見孔子大道。從這個意義上說，孟、荀的不同文本之別可以忽略不計。康有為進而指出，孔子之道有口說與經典之分，口說口耳相處，傳達著孔子的微言大義，擇人而傳，文本則以六藝為主，日以教人，其間相去甚遠。孟子與荀子卻恰恰分屬于孔子的口傳微言與六藝文本之教。

具體地說，與六藝相對的口說非其人不傳的是“性與天道”（“性天之學”），“性天之學”是孔子大道，而其傳人則是孟子和莊子。這個說法與“莊子傳《易》”相印證，也使孟子和莊子一起成為孔子微言大義的正宗傳人，而沒有了荀子的位置。

可見，在肯定孟子和荀子一樣是孔子后學的前提下，通過對孟、荀所傳文本和傳承方式的梳理，康有為肯定孟子在源頭處便具有了荀子無法企及的優越性。康有為由孟、荀并舉轉向尊孟抑荀是出于對兩人思想差異的認定，而兩人思想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對不同文本和不同內容的傳承：孟、荀作為孔子后學都從孔子的六經而來，對六經的取舍卻大不相同——《禮》與《春秋》的差異先天地決定了孟、荀思想的區別，《春秋》在六經中的首屈一指奠定了傳承《春秋》的孟子地位的無可比擬。在此基礎上，口傳與傳經之別更是將兩人傳承文本的差異推向了極致。

二、學術譜系之別

康有為認為，孟、荀的思想不僅依據孔子的不同文本而來，而且擁有各自獨立且涇渭分明的師承關系和學術譜系，這便是：“荀子發揮子夏之學，孟子發揮子游之學。”[⑥]這就是說，孟、荀的思想雖然都源于孔子，卻從孔子不同的弟子處傳承而來，屬于不同的傳承譜系。孟子師出子游，荀子師出子夏是康有為關于孟、荀師承關系和學術譜系最常見的說法。孔子親授弟子眾多，同為賢人的子游與子夏的思想就傳承了孔子思想的不同內容而有所差異，這決定了分屬其后學的孟、荀的思想迥然不同。在孔子的親授弟子中，康有為極為推崇子游：“言偃，孔子弟子，字子游。《荀子·非十二子篇》稱：仲尼、子游為茲厚于世。以子游與仲尼并稱，且以子思、孟子同出于子游。”[⑦]這表明，作為子游與子夏的后學，地位是有差別的，孟子得子游之傳即預示著得孔子真傳。進而言之，在康有為那里，無論孟子還是荀子都并非擁有單一的傳承譜系，而是擁有多重譜系。

首先，在肯定荀子出于子夏的同時，康有為為荀子找到了另外的師承譜系：一是仲弓，一是曾子。第一，對于荀子是仲弓后學，康有為指出：“《非十二子篇》言仲尼、子弓，是也，按：子弓，即仲弓也，與孔子并稱，可見荀子之學出仲弓。”[⑧]具有戲劇性的是，康有為在這里證明荀子學于仲弓的證據是荀子的《非十二子篇》，而這正是荀子用來證明孟子學于子游的證據：“蓋子游為傳大同之道者，故獨尊之。此蓋孔門之秘宗，今大同之道幸得一傳，以見孔子之真，賴是也。”[⑨]第二，對于荀子學于曾子，康有為更是言之鑿鑿，從傳承譜系和思想內容多次加以印證。

表面上看，康有為給荀子找到了眾多的學術源頭，表明荀子具有多重的傳承譜系，似乎證明了其在孔學中的重要地位。略加分析可以看到，仲弓在孔門弟子中并不顯赫，在康有為所論的孔門“十哲”中也不見蹤影。至于曾子，則被康有為貶斥為孔子后學中最早使孔教“割地”者。更能反映康有為對曾子敵視態度的是，由于認定《論語》為曾子及門人所纂，康有為便對《論語》極力貶低。在這個背景下，康有為肯定荀子與曾子相關不僅不能提升荀子在孔學中的地位，反而為其指責荀子將孔教狹隘化埋下了伏筆。與此相一致，在斷言荀子出于曾子的同時，康有為指出孟子從有子、子游處傳大同之道，荀子從曾子處傳小康之道。盡管兩人所傳內容都屬于人道，大同、小康之間的高低、優劣則是顯而易見、不證自明的。

其次，康有為也為孟子找到了多重傳承系統。與荀子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康有為眼中的孟子師出名門，每一層師承關系都為孟子帶來了無比的榮耀。

第一，突出孟子與子思的傳承關系。為了提升孟子的地位，康有為不惜在貶低荀子之師——曾子、子夏的前提下彰顯子思之學的博大精深，進而突出孟子與子思之間的學術淵源關系。對此，他的說法不一而足，下僅舉其一斑：

曾、夏皆傳粗學，子思能傳心學。[⑩]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有《史記》可考。子思受業曾子，無可據。子思作《中庸》，精深博大，非曾子可比，惟孟子確得子思之學。[11]

與子思的密切相關使孟子借助子思在勢力上壓倒了荀子，也從一個角度為孟子之學的博大精深奠定了基礎。意味深長的是，在堅持孟子是子思后學的同時，康有為一再打壓曾子，不僅聲稱其傳孔學之粗，與子思之學的精深博大絕無可比性，而且斷然否認子思與曾子有任何學術關聯。這表明，在對孟子與子思學術淵源的說明中，他一面通過孟子與子思的學術關系從正面證明了孟子的高貴身份，一面通過貶低荀子之師——曾子的地位從反面提升了孟子的地位。

第二，與借助子游、子思提升孟子地位的思路相一致，康有為在孔子的另一位親授弟子——有子那里為孟子找到了傳承源頭，并且在有子以及子思與孟子的密切相關中證明孟子具有荀子無可比擬的身份地位。他寫道：“《論語》開章于孔子之后，即繼以有子、曾子，又孔門諸弟子皆稱字，雖顏子亦然，惟有子、曾子獨稱子，蓋孔門傳學二大派，而有子、曾子為巨子宗師也。自顏子之外，無如有子者，故以子夏之學，子游之禮，子張之才，尚愿事以為師，惟曾子不可，故別開學派。今觀子夏、子張、子游之學，可推見有子之學矣。子游傳大同之學，有子必更深，其與曾子之專言省躬寡過、規模狹隘者，蓋甚遠矣。后人并孟子不考，以曾子、顏子、子思、孟子為四配，而置有子于子夏、子張、子游之下，不通學派甚矣。大約顏子、子貢無所不聞，故孔子問子貢與回也孰愈，而嘆性與天道。子貢傳太平之學，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人己皆平。莊子傳之，故為‘在宥’之說，其軌道甚遠。有子傳升平之學，其傳在子游、子張、子夏，而子游得大同，傳之子思、孟子。曾子傳據亂世之學，故以省躬寡過為主，規模少狹隘矣。曾子最老壽，九十余乃卒，弟子最多，故其道最行。而有子亦早卒，其道不昌，于是孔子之學隘矣，此儒教之不幸也。”[12]這段話出自康有為闡發孟子思想的《孟子微》，表面上看并不是直接推崇孟子的，而是從孔子親授弟子的角度為有子爭地位的，確切地說，是以有子打壓曾子的。值得一提的是，康有為在這里將孟子乃至孟子之師——子游上溯到了與子游一樣同為孔子親授弟子的有子。伴隨著有子與孟子的密切相關，康有為彰顯有子在孔子親授弟子中首屈一指的地位，雖然在表面上有子與曾子各領一支，卻強調有子對孔子之道無所不聞，曾子之學規模狹隘——有子之學在內容上遠遠超過了曾子，并且將獨立擔綱一派的孔子親授弟子——子夏、子張和子游等人統統歸到了有子的門下。這一切都在說：有子之學在孔子弟子中無人能敵。在這個前提下，康有為借助有子證明了孟子的顯赫地位——除了有子地位的顯赫使得其真傳的孟子受益匪淺之外，還有孟子與子思直接的師承關系。最能體現孟子與荀子不同地位的是，在被康有為提及的數人之中，除了孔子的親授弟子和子思之外，只有莊子和孟子兩個人，而孟子則直授于子思。這些情況都指向孟子的嫡傳身份，卻始終沒有荀子的影子。

可以看到，為了配合孟子地位的提升，康有為追溯了孟子之學的傳承譜系：孔子—→有子—→子游—→子思—→孟子，以此證明孟子為孔學嫡傳，是“得孔子之本者也”、“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更有甚者，如果說康有為在孟、荀并舉時分別為兩人尋找傳承譜系的話，那么，為了提升孟子的地位，康有為一再試圖從各個角度在師承關系上為孟子尋找身份顯赫的證據，致使其地位越來越無可匹敵。

通過上述追溯和比較，康有為勾勒出孟、荀各自獨立、互不相涉的師承關系和傳承系統。這個勾勒十分重要，不僅決定了孟、荀思想的內容和特點，而且從源頭上證明了兩人思想的優劣之分，進而決定了康有為對待孟、荀的不同態度——從早期的孟、荀比較轉向后來的專門為孟子“尋根”。與此同時，荀子的傳承譜系不再是康有為關注的問題。

三、學術方式之殊

按照康有為的說法，孟、荀思想的不同除了上面提到的孟子傳《春秋》，荀子傳《禮》之外，還有傳承方式的區別。就對《春秋》的傳承來說，孟子開辟了公羊學的傳承方式，以《春秋公羊傳》為主要經典；荀子開啟了榖梁學的傳承方式，以《春秋穀梁傳》為主要經典。對此，他再三宣稱：

孟子，公羊之學。荀子，穀梁之學。[13]

荀子傳《穀梁》，孟子傳《公羊》。[14]

孟傳《公羊》，多發大義；荀傳《穀梁》，而不甚發明。[15]

《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都是對《春秋》的解釋（即著名的《春秋》三傳中的二傳），并且都屬于今文經學，而不同于《左傳》代表的古文經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康有為認定荀子傳《春秋穀梁傳》便肯定了荀子之學與《春秋》相關，并且與孟子傳承的《春秋公羊傳》一樣屬于今文經學。這個說法與康有為一貫堅持的孟子傳《春秋》，荀子傳《禮》之間具有較大出入。不僅如此，《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都是子夏所傳，這與《論語·先進》篇中“文學：子游、子夏”的記載相一致。從這個角度看，康有為肯定荀子出于子夏，傳《春秋》有合理性。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是一位今文經學家，故而極力貶低古文經學；康有為更是一位公羊學家，故而不能對同樣作為今文經的《春秋公羊傳》與《春秋榖梁傳》一視同仁。在他那里，正如《春秋公羊傳》與《春秋穀梁傳》之間呈現出一個注重義理闡發，一個執著考據訓詁一樣，一公羊、一榖梁的學術方式意味著孟、荀開啟并秉持著不同的學術傳統：公羊學與榖梁學的學術傳統和傳承方式決定了孟子注重發揮微言大義，荀子注重考據訓詁。更有甚者，康有為將屬于古文經學的劉歆的思想說成是“不出荀學之一小支”，可以證明荀子在康有為的眼中至少離古文經學比離作為今文經的公羊學更近。在康有為那里，不論是《春秋公羊傳》與《春秋穀梁傳》的文本還是兩者之間不同的致思方式都注定了孟、荀思想的不同，從而預示了兩人不同的地位以及對后世的不同影響。孟、荀一個公羊學、一個榖梁學不只具有事實意義，而且具有涇渭分明的價值區分。可以說，康有為對孟、荀的不同態度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二人遵循公羊學與榖梁學的不同套路，也可以說，對今、古文經相去天壤的價值旨趣最終決定了康有為對待孟、荀的態度。

四、思想內容之異

在康有為看來，由于依據的文本有別，解讀經典的方式懸殊，孟子與荀子思考問題的角度以及關注的問題皆大相徑庭，這一切都造成了兩人思想內容的相去甚遠。

首先，康有為指出，孟子之學以經世為主，言仁政以經營天下，屬內出之學，重擴充；荀子之學以傳經為主，言禮以正身，屬外入之學，重踐履。康有為對于孟、荀思想這方面的比較不勝其繁，比比皆是，下僅舉其一斑：

孟子學多在德性，荀子學多在禮。[16]

孟子言仁制，經天下者也；荀子言禮，正一身者也。孟學從內出，荀學言外入。內出，故重擴充；外入，故言踐履。[17]

孟多言仁，荀多言禮。[18]

這就是說，孟、荀思想的所有差異最初就隱藏在不同的文本之中。六經在內容上各不相同，孟子依據的《春秋》與荀子依據的《禮》在內容上相去甚遠，由此導致了兩人思想的不同側重：深得《春秋》微言大義的孟子關注內在的德性和修養，思想以仁為核心；荀子的思想因循《禮》而來，以禮為核心而展開。換言之，孟、荀的思想呈現出一德一禮、一內一外的區別，而兩人思想的所有差別都可以歸結為仁與禮，這便是孟子仁義并舉，而荀子仁智并舉的原因。

其次，不同的師承關系和文本傳承方式對孟、荀思想的差異推波助瀾，致使兩者之間漸行漸遠。對于孟、荀思想內容的差異，康有為連篇累牘地聲稱：

孟子通《詩經》，明治天下之大端。荀子則切乎人道之極。[19]

荀子發揮“自明誠”，孟子發揮“自誠明”。[20]

孟言擴充，是直出。荀言變化，是曲出。[21]

荀言窮理，多奧析。孟養氣，故學問少。[22]

孟子開口講求放心，荀子開口講勸學。[23]

孟子多言仁，少言禮，大同也。荀子多言禮，少言仁，小康也。[24]

按照康有為的說法，不同的傳承方式注定了孟子擅長發揮微言大義，荀子則側重傳經之功。不僅如此，孟、荀思想的不同內容指向不同的適用范圍——孟子的思想通往大同，荀子的思想囿于小康。在對孟、荀思想內容進行比較的過程中，康有為在有些情況下肯定荀子之長。盡管如此，康有為更多突出的還是孟子勝于荀子。其中，最根本也最簡單的一點是，孟、荀對仁與禮的不同側重決定了兩人思想具有不同的時限范圍，因為“天下為家，言禮多而言仁少。天下為公，言仁多而言禮少。”[25]對大同理想的津津樂道注定了康有為自然偏袒言仁而傳承孔子大同之教的孟子。

上述內容顯示，康有為對孟、荀的比較始終側重于異，即使是在早期肯定兩人皆孔門嫡傳之時，也側重兩人所依文本、學術譜系和傳承方式的區別。循著這個思路，孟、荀思想的差異似乎成了不可逃遁的必然，接下來便是對兩人差若云泥的評價，以及由此導致的孟、荀命運的相去天壤。正因為如此，即使在肯定孟、荀為孔門“二伯”時，康有為也沒有將兩人歸為一派，而是反復強調兩人分孔學為兩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

孔門兩大派，孟子、荀子。[26]

孔門自七十子后學外，至戰國時，傳道者有孟子、荀子，分兩派。[27]

孔子之后儒分為八，至孟、荀遂分兩大宗。[28]

進而言之，康有為對孟、荀的兩派之分旨在突出兩人思想的差異性，既預示了兩人在孔教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又為康有為在對孔教內容的進一步厘清中崇孟而抑荀，彰顯孔教真義奠定基礎。這就是說，康有為不僅揭示、彰顯孟子與荀子思想的差異，而且根據這些差異對兩人的思想予以不同的評價和取舍，致使孟、荀思想擁有了迥然懸殊的學術命運。難怪梁啟超在將康有為所講的孔教分為特別與普通兩類，分別比喻為佛教的大乘與小乘之后，將孟子傳承的由《春秋》演繹的大同之教稱為高級的孔教（“特別之教”），將荀子傳承的由《禮》而來的小康之教稱為低級的孔教（“普通之教”）。梁啟超的介紹和歸納基本上反映了康有為視界中的孟、荀思想的差異和地位的懸殊。

五、比較的維度和意義

康有為對孟、荀的比較從經典文本到學術譜系，再從傳承方式到思想內容，內容十分廣泛。盡管其比較受制于孔教觀，難免有失公允之嫌，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康有為對孟、荀的比較在近代思想家中是最早的，也是最全面的，內容之豐富、視野之廣博遠非其他人可比。不僅如此，他的孟、荀比較無論對于孟、荀兩人的命運，對于康有為本人的思想還是對于中國近代思想史、哲學史都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

首先，康有為視界中的孟、荀的地位和命運取決于各自思想的差異，這一切都源于康有為對孟、荀的比較，歸根結底與兩人的思想有關。康有為對孟、荀思想的比較奠定了對兩人思想的不同評價和取舍。可以看到，康有為對孟、荀的態度——不論是對孟子始終如一的推崇還是對荀子先揚后貶的巨大變化都不是隨時而發的，而是根據對孟、荀的比較發出的。一言以蔽之，孟子的思想以仁為主，是大同之制；荀子的思想以禮為主，是小康之制。這些注定了康有為對兩人的不同態度和取舍。綜合考察康有為的思想可以發現，他對荀子的高度評價和推崇只限于早期思想，對孟子的推崇卻是貫穿始終的：如果說萬木草堂時期的康有為尚孟子與荀子并提、將兩人并尊為孔門“二伯”的話，那么，《新學偽經考》的敵人是劉歆，《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孟子微》則是排斥荀子的；與對待荀子的態度迥然不同，無論在哪個時期，康有為對孟子的崇尚都是有目共睹的，并且不放過任何機會來提升孟子的地位。與此相一致，他對孟子思想的闡釋也遠遠多于荀子。其實，即使是在早期，康有為在思想主旨上也更傾向于孟子而不是荀子。

其次，就比較方式或評價來說，康有為并非站在中立的立場對待孟、荀，而是圍繞著孔教展開。就比較的領域和范圍而言，他對孟、荀的比較并不限于經典文本、學術譜系、傳承方式和思想內容四個方面，而是具有更為多變的視角和更為寬闊的領域。這包括對兩人文風的比較以及對《孟子》、《荀子》文本的比較等等。例如：

孟子跳蕩，荀子樸實。孟子筆虛，荀子筆實。[29]

孟子高流，荀子正宗。[30]

《荀子》文佳于《孟子》，《孟子》天分高，《荀子》工夫深。[31]

如果說康有為通過上述引文從多個角度比較了孟、荀思想的差異的話，那么，下面的例子卻側重兩人思想的相同性：“孟子、荀子、管子皆以心物對舉，可知物指外物。”[32]至此為止，無論側重孟子與荀子思想之異還是同，康有為都沒有從價值上對兩人的思想進行褒貶或取舍。在上述引文中，他對孟、荀的贊許同時發出。問題的關鍵是，不論是視角的多元還是立場的變化都使康有為對孟、荀的比較富于變化，比較的多角度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比較結論的多樣性，康有為對荀子前后迥異的態度更增加了比較結論的多樣性和多變性。因此，這種對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各打五十大板”是暫時情況，也是少數現象。事實上，康有為對孟、荀的比較是有固定的比較維度和標準的，這便是一以貫之的孔教立場和宗旨。正因為如此，就整體評價和價值旨趣而言，康有為對孟子的推崇是荀子無可比擬的。這一點通過他對孟、荀的比較表現出來，或者說，通過比較突出兩人思想的差異，進而尊孟抑荀是比較的目的之一。受制于此，就評價的標準來說，康有為對孟、荀的比較和取舍始終圍繞著孔教觀展開，對兩人的態度和取舍歸根結底取決于孔教觀；確切地說，取決于他對孔教內涵的理解和界定。雖然對孔子的推崇和對孔教的弘揚矢志不渝，康有為對孔教內容的理解卻發生著變化。這決定了他對孟、荀的定位和評價隨著孔教內涵的變化前后之間相去甚遠。

與獨特的孔教立場和視角密不可分，無論是對孟、荀思想的比較還是對兩人的態度都注定了康有為思想的獨特性，從而在思想旨趣和取舍態度上與其他近代思想家迥異其趣：一方面，康有為對孟、荀的比較引起了章炳麟等人的學術興趣，致使孟、荀關系成為章炳麟國學思想的主要話題之一。另一方面，相比較而言，康有為對孟、荀關系的審視是全方位的，無論經典文本、學術譜系、傳承方式還是具體內容均以差異為主。章炳麟的孟、荀比較范圍相對較窄，比較的重心始終側重于人性論；更為明顯的區別是，章炳麟孟、荀比較的結論是兼顧異同，而不像康有為那樣側重于異。進而言之，康有為的孟、荀比較以差異為主是為了突出兩人同出一源卻分流而致，傳承了孔子的不同思想，乃至有高級與低級、嫡傳與別派之分。與孟、荀思想的差異相印證，康有為對待兩人的態度迥然相異，這種不同態度與其孔教觀息息相關。與康有為不同，章炳麟盡管早年推崇荀子（孫卿）卻沒有因此而貶低孟子，對孟、荀的態度、評價始終不相上下。在這方面，最明顯的證據是章炳麟對孟、荀一性善、一性惡的人性論不是一褒一貶，而是兼有肯定和批評。

再次，就比較的意義或價值來說，康有為對孟、荀的比較推動了孟、荀研究的深入。或許康有為本人也沒有預料到，他的孟、荀比較成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誠然，從初衷上說，康有為反復對孟、荀進行比較是為了通過突顯孟、荀思想的差異進一步澄清孔教的內涵，維護孔教的正統。在客觀后果上，他的做法開辟了近代哲學的致思方向，成為劃分中國近代學術階段性的標識。梁啟超對清代學術歷程的歸納發人深省，有助于理解康有為的孟、荀比較在中國近代思想史、哲學史上的重要意義。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梁啟超將清代學術的演變軌跡分為四個階段（“期”），強調這四個階段具有不同的學術特點和中心話題：第一期是程朱與陸王問題；第二期是漢學與宋學問題，第三期是今文經與古文經問題，第四期則是孟子與荀子、孔子與老子、墨子問題。[33]其中的第三、四期在時間上與鴉片戰爭相對接，這一階段是中國古代哲學向近代轉型的時期。按照這個歸納，康有為引領了第三和第四期的學術轉型，也即開啟了中國近代哲學的核心話題和致思方向。康有為是近代今文經大家，對今文經的崇尚和對古文經的拒斥成為第三期今古文之爭的主要人物。至于第四期的孟、荀比較和老、孔、墨比較是由康有為揭橥的，梁啟超在講這一時期時就是以康有為作為劃分標準對清代學術進行梳理的。這表明，康有為孟、荀比較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他本人的預期和孔教范圍，具有學術史的意義。

來源：《理論探索》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