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的中西學術交流觀影響到中國人文科學建設的未來
李幼蒸
*急于照搬和套用，緩于深研和創新——此為未來中華文明
人文科學現代化健全發展中的最大障礙 *
【提醒】
1. 自然科學向前看，人文科學向后看，這樣的大方向對嗎？即使是過去的有價值經驗，也得根據新知新學新理來重新加以判定，哪里能簡單化地僅僅按照過去“大師”們的舊時代論述原本，即作為我們新時代當前及未來規劃之現成根據？那么為什么很多人都仍然那么做呢？只因為他不熟悉、不研讀新知新學新理，卻以為自己已經掌握著真理了。人們以為只根據親身、日常、直觀的經驗總結就足以認識現實和未來問題。嚴格來說，這樣的思維習慣往往相當于一種情緒性的條件反射：在直觀經驗和因果推理之間建立的一種簡明聯系，其本質往往是對相關經驗對象性質的一種重復性概括而已。
2. 中國的西學理論研究是百分之百地中國人自己的事，和西方人沒有任何從屬關系，對此問題切不可被崇洋媚外環境所誤導。我與當代西方各業人文理論家的三十多年直接、間接交往、交流、沖突、合作經驗中的一個最大的收獲就是直接體驗到了：一些人的“仁義話語宣講”和其人的“非仁義動機目的”，是如何頑固而巧妙地交織在一起以發揮商人化時代“說一套做一套的”個人爭名奪利效用的。
3. 49年前都知道“出洋鍍金”一說。今日如此大比例的文科留學生豈非仍然是出國鍍金而已？作為今日世界上第一留學至西方的大國（中國人對西方學術公私兩方面依賴到這樣的程度，可謂前所未有）的中國，文科留學生回國后如果繼續努力，當然甚好，如若不然，就反而好事變壞事：足以成為導致中華文明未來在精神抱負和理論認知兩方面，永遠地、結構性地，低于西方文明的直接因素。
4. 每個人都應該維持思考習慣上的兩個擋次（“兩擋”）：1.自身學術規劃擋（私）；2.民族學術發展戰略規劃擋（公）。兩個擋次在思考的前提、目的和方法上，都應保持明確的區別，不能將二者習慣性地混淆在一起思考。私的擋次上是一個“盡其在我”已足的問題，公的擋次上是一個在超越自身利害關系的前提下，在“抽象化、一般化、理想化”的層次上，進行理性思考的問題。這正如大家在思考“國家大事”時的思考態度一樣，此時我們本人的生活工作實踐根本不會介入那個運作層次和規劃內容。為什么在思考“中國人文科學未來”這樣的問題時，我們老要“公私混淆”呢？其結果導致了我們反倒不重視民族和人類的整體文明前途的特大問題。我們有必要這么謙虛地“自我矮化”、“自我短視”嗎？因為，關心自身的學術知識如何積累是一個層次的問題，關心民族和人類文明、文化、學術方向上的問題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不思考后一個層次的問題，所以稱之為“自我精神生活貧乏化和思想視野狹窄化”?！救缤覀兛吹脚_灣電視新聞節目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茶米油鹽”一類生活小事時感受到的：那里的老百姓觀眾（相信包括知識分子在內）興趣怎么會瑣碎到這樣的程度？“難怪”我老把這筆文化低俗化的賬要溯源至當初以提振那里精神志氣為己任的“新儒家大師們”了。如今還要把這一套移用至大陸來！我們由此可知所謂“心靈雞湯”這類俗不可耐的“精神號角”正和“特異功能迷信”類一樣，都是腐壞心靈之利器。如是，“動漫”、“游戲”等“電子鴉片”呢？今日港臺書展的主體果然已開始“動漫化”了?！?/font>
5. 畢竟今日世界，在科技工商引領下，其文化學術正在一日千里地蛻變中，在此世界大環境全面技術化-商業化歷史過程中，我們這些“傳統型”學人也不得不反復重新思考以下諸端的新意義何在：思考，讀書，寫作，發表，讀者，同好，乃至于己已經毫無關系的技術化大眾環境。傳統上的“直接思想交流”及其“寫-讀關系”，已經幾乎失去效力和意義。全球化大環境正在逼使你對于人類文明高端問題不思、不寫、不表；然而為了努力減緩此一新世紀精神生存之阻力，我們不得不“調整”、“變樣”（modify）自身的學術實踐方式。思想，寫作，表出，都開始越來越成為一種“自學術”行為（模仿“自媒體”行為）；換言之使之趨向于一種“自交流”精神生活樣態，即進行一種變相的“自對自交流”，自己成為自己的“作者”和“讀者”！這該是永遠可加以有效推進的了？如果“‘寫’（其功能是‘自組織’）發表給自己‘讀’（其功能是‘自留存’）的東西”，碰巧有擴大的效果自然亦佳。為什么要這么說？當學術及其成果如今都成為職場程序要求的謀利工具時，本人的一切思想都與之無關了，包括本人的正式著譯作品。我怎么處處會從學人的現實“學術努力”中瞥見這樣那樣的“職場因素”呢？幸好今日互聯網使得本人一貫發表的“非職場風格”的寫作仍可“對己行之有效”；這樣說來，技術化發展也未可厚非也！
（一）
狹義“歷史”一詞可單指現存古今“專業史書”的總體，廣義“歷史”一詞可泛指自古至今人類全部生存；就后者而言，其另一種狹義則專指社會政治現象或過程，其廣義則泛指一切文化現象和過程，其意思可大致相當于“文明”。作為社會人、歷史人，每個人不僅生存于具體歷史環境中，而且特別聯系于歷史長河中的特定領域和內容。雖然社會政治歷史是一切歷史生活之“硬件基體”，但除此之外歷史或文明還包含著無數倍深廣于社會政治過程的既寬廣又復雜的“亞歷史”、“亞文明”子系。整體而言，歷史的發展，文明的發展，具有高度多元組合的特征，而其“主要代表”形式往往僅被簡單化地視為社會政治過程。人們忽略了在社會政治史之外的廣大而豐富的歷史支流的存在，特別是精神性、文化性歷史生活的重要性存在，雖然真正留存于歷史上的只是后者。其實歷史和文明是這樣一種高度多元化的流程復合體，作為歷史人，我們每個人都面對著、身處于與己相關的不同歷史支流或雜多文明亞域中。維持生存和推進與個人相關的歷史，因此要透過此硬件基體把握住與自己真正相關的歷史性“生存課題”或“實踐領域”。不言而喻，千千萬萬條歷史支流中存在的屬于各個人的“課題”和“任務”，是需要廣泛相聯于古今中外世界歷史來規定的。后者是你的實踐“資本”（本領），但不是你的“任務或目標”。你需要在此歷史整體框架內為自己選定最適合自己的任務和目標，而為了有效進行這樣的選擇，你得先為自己規劃相應“選擇智慧”所需要的“知識資本”。這樣才能在廣闊紛雜的“大歷史”范圍內做出各種“個人實踐論上正確的對象與方法的選擇”。
以上看似老生常談的開場白，實際上相關于我們的各種思想和行動表現中的觀念含混性。這種思想和行為上的認知含混性實情，往往可被日常“集體輿論”的一致性存在（包括職場生態與制度的一致性存在）所遮蔽，也就是因此而模糊了“問題意識”。有關“知識分子首先需要進行自我反思或批評”的俗常提法，其實正是相關于上述“實踐論上認知含混性”的。人們往往混淆了“實事求是原則”和“實用主義原則”。百年來中國人文知識分子表現出的一種普遍認知偏誤其實就是一種有其民族傳統性的“實用主義”。簡單說，這就是在人文科學和人文思想方面，不是像自然科學家那樣認真、艱苦、細致地從事研習、思考和實踐，而是依賴于于人文現象和人文知識的歷史及其表達的固有含混性，而隨意順從于各種“眼前可見的、輕便易行的、情緒發泄大于理智分析的、感情沖動大于目標長遠的”思想慣習。如果我們認真反思一下就會發現，百年來我們是否太容易“跟隨”（輕信）本民族當時尚欠缺獨立深入認知的各種新接觸到的外國思想潮流，并以之為根據安排自身與集體在思想、學術、社會政治等各個方面的實踐方向？這樣的認知、信奉和實踐的民族性慣習，其正誤得失，我們知識分子個人應不應該在新時期有反思條件后對之進行一番真實的梳理？以及在梳理之后首先在本身切實思考如何認真的糾偏、改正和前進？然而我們眼見著科技工商領域的知識分子在自己的領域內大踏步地前進著，我們人文知識分子，特別是其中從事理論性思考者，卻如此自滿自足，安于現狀，缺乏生氣。須知，科技工商的知識分子的進步，就內在地包含著一種對本專業歷史上各種各樣失誤的認真檢討、批評、總結和改進；他們是在不斷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中前進的【他們人人有著無時無刻不存在著的“改進實驗”，“改進理論”，“改進產品”的意識，我們人文知識分子有這種意識嗎？須知“改進”是以“檢討和批評現實與過去”為前提的；“改進”與“批評”幾乎就是同義語。于是不言而喻，無自我批評意識就是無自我改進意識，結果我們的科研工作就不免成為缺少創造性的被動重復性勞動】。我們呢？我們連自身相關的各種歷史性問題何在還不清楚，就忙著以制造現代歷史上個人影響力和排比個人價值高低作為人文學界的“實際科研任務”了！結果，多有人喜歡表達對其崇拜的某大師的尊奉，卻少有人對所崇拜者本人的學術思想得失進行全面客觀的檢視。人們的關注點不是放在學術水平的提升上，而是放在對具體歷史人物的比高比低上。結果，當前中國人文學界的思考方向也就是凝聚于過去的歷史人物身上，而不是針對于當前人類相關知識前沿上。在認識和判斷面對的各種問題時，大家只習慣于從“過去”吸取經驗和知識，卻很少積極求助于新知新學新理。對此海內外華人人文知識分子同然。以至于直到今日大家還在辨析于“魯迅-胡適”之長短一類問題，而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他們寫出的一切都僅是在初步接觸西學后留下的最初相關經驗而已。新世紀全球化的今日我們還能夠從以往現代化時期“最初階段的學者”哪里取經嗎？還不要說兩人都僅屬現代文士類型而非屬于人文科學家類型了。今天我們面對的國內外人文學術問題的復雜性已是無數倍地深廣于近百年前前輩知識分子的思想認知了。新世紀的今日，我們一方面需要建設專深化的人文科學，另一方面需要形成靈活有效的思想方式，科學和思想二者之間的有機互動尤屬當務之急。就此而言，民國兩大師均遠遠不足為師了。盡管人們至今仍為之炒作不斷，此皆因不讀新知新學新理之故也。
百年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大致出現過三大外國思想潮流：日本，蘇聯，西方。雖然它們確實是中華文明現代化和走向世界所需的重要知識來源，但在此三大中外文明互動階段上，就文科而言我們在學習、研究、吸收、批評和創造等各個層面上，是不是都存在著簡單模仿、急于套用、不求甚解、無意深化的傾向呢？第一次來自“東洋”的日本思潮，其實是簡化了的、日本化了的西方思潮。由于當時地理環境和日語中實體字多為漢字的方便性，中華文明從中受到了最初的“現代化啟蒙”。那些來自日本留學生和旅日者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有目共睹，這是一回事；但是在文史哲理論領域他們接觸到那些來自日人率先“消化和通俗化”了的西方理論后，是不是開始認真嚴肅、持之以恒地開展了繼續的研究呢？還是往往急于將其在現實中“學以致用”？相關例子，不勝枚舉。就知識論上說，那些啟蒙性紹述豈非還僅只停留在“傳媒水平”上？【今日現代中國思想史學者不是按照人類相關知識的新框架來回顧那些當初抄自日本的西學思想的價值，區分其當初的“作用”和今日的“價值”，而是沿著一些現代中國人文知識分子最壞的毛病——“因人重言”（相當于“因人設事”），而企圖將那時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起過作用的、由具有知名度學者引介的外來通俗思想本身加以抬高，并視為永恒權威之論。這樣的“學界個人崇拜”意識是不是也是一種抱殘守缺態度呢？】而我們當時許多思想、學術、活動都是“迅即”建立于這些一知半解的外來思想上的。
關于蘇聯思想系統的影響問題，幾十年來的討論已經極其豐富，而且因為過多涉及到非學術性的政治因素，此處可不論。然后是二次大戰前二十年和中國新時期三十多年來的、對于中華文明現代化進程影響最為廣泛深刻的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思想。為了簡化和單純化，我們還是大致將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分開，因為后者的“科學性”更濃厚，更易上軌道，不須在此文中討論（從七十年代末到今日，在此領域進行的國內外社會科學[政經法]學術交流當然是具有明顯建設性的）。所謂新時期對于中國影響較大的西方理論思潮，我們主要指“文史哲”這片在認識論歷史上最“艱難的”領域中出現者。新時期以來，中國學界突然獲得了接觸和研究國際人文科學理論的自由，三十多年來在純人文學術領域的逐漸增加的開放性（出版，科研，出國，會議，待遇）使得人文學者的生活和學術內容獲得了比舊時期時數十倍多的增加和改善，在學術研究的開放性方面，與列寧思想時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盡管存在有諸多人所共知的欠缺，人文學者在純學術理論方面擁有的“客觀研究條件”可以說是相當充分的。然而同樣人所共知的是，相關學術成果如何呢？網絡評論中不時讀到學界存在的嚴重問題，不過這些問題，應該說大部分相關于社會性原因，特別是全球文化學術商業化大演變的“客觀沖擊”造成的影響。對此本人和他人已談論甚多。新時期三十多年后回顧中國人文學術界的情況，豈非可以看到和上世紀初同樣的治學傾向：以抄襲性和重復性實踐為足，以急功近利為心？（廣義的實用主義）只不過情況可能更為嚴重，因為在全球商業化大潮的影響下，人文學術生態更全面地增附了“商場化、市場化、產業化”等從制度性上歪曲人文科學的科學理性主義大方向的特點。雖然在此條件影響下學人的“主觀條件”較前更為蛻化，其表現出來的后果和風格則與百年來各個時期的“不求甚解、多求比附”完全一致。從人生觀角度看，我們可稱之為“功利主義”，從實踐觀角度看，我們可稱之為“實用主義”。即通過曲解“學以致用”態度，在制度性的崇洋媚外大環境下，把初步接觸的西學及其理論迅即轉化為職場內的各種“用”途。此類“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還在今日泛媒體時代迅即將速成習得的（舶來的）學術性、理論性話語轉化為“媒體語言”，以期追求“新知新學新理”在文化學術市場上的“最大效用”。
此種根深蒂固的學術實用主義其實已經制度性地（通過泛媒體文化）植根于“公共領域”。我在90年代居留德國期間得悉國內出現所謂兩大相互對立的新思想流派：新左派和自由派。不難發現，兩派的論爭理論話語幾乎完全來自當代西方的相應派系，二者均呈現出非常不協調的、生硬結合在一起的論述結構：國內現實描述+西方理論語言。其結果是：直觀的現實批評與其所“援引”的“西方理論大師”話語之間缺乏有機聯系，足以暴露雙方“理論修養”上的不成熟。人們動輒援引聽聞未久的“大師名號”以作為自身任何現實主張的“理論根據”，結果反示人以明顯的“理論幼稚病”。如果說“學術理論實用主義”是當代中國人文學術理論界“急于套用”這個老毛病的較準確標志，乃因一個反映出當前中國社會文化水平遠未成熟因而其學術生態（較西方）更易受到商業化影響的傾向，以至于在百分之一的文科專門學術領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準技術性領域之間沒有明確劃分，把這兩個不同領域中的讀者當做是同一類受眾。“人文學術實用主義”即以求效用之最大值為實際活動目標，卻忽略了當代世界社會結構的“革命性演變”：一方面是“科技工商”主宰了人類文明大方向，另一方面這百分之九十九“準技術人員”已經越來越遠離“人文學術”，并更加無緣于人文理論知識了。就像社會文化生活上以“金錢”統一了“價值標準”一樣，人文學術理論實踐也以“知名度”（=商品品牌價值）作為統一學術實踐成功的價值標準。不管“受眾”的知識和興趣狀況如何，一律按“人頭”數量多少計算思想表達的高低（點擊量，發行數，引用次數，曝光率，代言費用級別，講演費級別，或一般知名度大小等等）。泛媒體文化的飛速擴展就是此類學術實用主義推廣的成果之一。出于同樣的實用主義考慮，在面對絕大多數“準技術人員”受眾時，兼跨學術和媒體的兩棲學人當然知道如何以足以打動一般民眾的內容和方式著文以增加作品的“可讀性”和知名度。以上所談的文化現象當然是行之有效的，但我們的問題是：學者的“任務”究竟是什么？于是，學人文士的目標均趨向于：重要的是如何依照文化市場行情“運作”任何一種理論話語材料（更多地依仗于增加學術知名度的寫作技術和藝術），而不再是如何將此“理論資源”本身在人文科學系統內加以深入開發和實質提升了。這一傾向也就反映了我們仍然習慣于主要在常識水平上談論其實非常復雜的人文學術和文化理論問題，這樣當然就不必顧及受眾的知識專業背景的限制了。這是否在意味著：我們仍然并不打算深入地思考和討論各種人文和文化問題、而滿足于淺嘗輒止呢？（不言而喻，只有淺嘗輒止的論述方式才能產生更多的影響力效果和更大的知名度積累）
結果，媒體世界的任何學術思想類活動的活躍性，反可成為掩蓋上述人文學術理論水平難以提高的外因之一。我們會以為：凡是可產生社會文化思想影響力的就反映著學術思想在前進著，卻不再區分上述的不同問題方面。請想一下：為什么這樣的現象基本上不可能發生于自然科學界？為什么“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們不追求社會性的知名度？我們人文科學界就不應該有自己的“數學家”嗎？【二十年前符號學界頗有在人文科學界和文化界表現其成為文化領域內的“數學家或邏輯學家”的抱負，隨著國際符號學理論發展越來越遲緩，此類“狂妄抱負”遂成為學界笑柄，甚至于今日國際符號學界已經不再存在有真正重要的理論符號學家了。二三十年前不學無術而善于投機的一些西方學者還可以通過自行“依傍大師”，吹噓什么“符號學是文化邏輯學”，今天很少有人還好意思這么自表了，加上符號學組織的嚴肅性如今已被根本上瓦解了】這正是問題所在？大多數人實際上認為：自然科學應該有專學和專家，人文科學則不需要。為什么這么說？試看：大家都知道自然科學的發展完全表現在其術語系統的創建上，術語與理論“齊飛”的結果是自然科學各科成為具有真正生產力的科學。人文科學則沒有這一套。所以人們，包括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們，厭惡新名詞，以為人文學術應該沿用自古至今文士們喜聞樂見的常識級、通俗化語言【時評類論述不屬于人文科學系統，而屬于社會政治實踐系統，正如“電影評論”與“電影制作”同屬于“作品生產與流通的”電影藝術實踐領域，而“電影理論”則屬于“人文科學”領域一樣。這是我早在1987年就已提出的思想實踐分類學問題。今日大陸文化、學術、思想“三聯域” 不事區分，相關論者同視之為“知識分子”，并在大陸幾十年形成的文化共識場內形成了統一的評價標準，大家生存于此共識場內，具有著共同的“好壞觀感”，其問題則表現在有關“問題”、“目的”、“方法”這另一“三聯域”的構成粗糙、欠缺進一步功能區分上，因此其“成果”都僅能表現于“大面上”，其效能往往實現于滿足各類不同讀者的共識性情緒需要上而已】。他們在自然科學名詞面前承認其專門含義的必要性，人文科學則否，為什么？合理嗎？人文知識分子以為凡文史哲和文化媒體領域內的問題都可僅用傳統語言在經驗常識水平上加以處理，那不是等于放棄了人文科學概念本身了嗎？【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在人文、歷史和文化領域的思考和理論建設中采用常識性語言，這是否正好證明了我們實際上欠缺真正的相關“人文科學”？因為“科學”必須建筑在專業術語系統上】大多數人們的心目中都把傳統人文話語和現代人文科學相提并論，不理解人文科學的“科學化”的必要性和其國際上的現已存在性。這會導致什么結果？我們的過去與今天的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們會以為他們僅憑常識經驗和直觀分析就可把握復雜的人文社會科學問題，如是，這豈非正是前述一脈相承的“淺嘗輒止的實用主義”態度之表現嗎？他們往往把“對準經驗現象和直接分析批評”當做了人文學者的主要思考方式，卻對中國的現代人文科學的科學化建設較少關心或根本不關心。沒有這樣一種“賽先生”意識【他們說“賽先生”時不過是在重復胡適一代最初步的科普觀念，根本不去想一下“賽先生”在今日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界的新貌可能是什么（為此你需要另外專門研習，不是僅憑1978年以前的知識積累就可以處理的）。另一方面大家往往用“賽先生”一詞作為時政論辯中的歷史工具，卻根本不參與、不關心新時代的新“賽先生”的建設問題！“批評舊的”并不等于“建設新的”】：自然科學家需要先有近現代新的科學知識才能處理自然和工程問題（社會科學家亦然），人文科學家就不需要這樣的相應現代科學知識準備了嗎？如果需要，這樣的知識形態能夠是表現在大眾媒體世界中的嗎？有了正確的“賽先生”的認識，我們才能發現：不能將日常直觀經驗的分析與總結就當成了“人文科學”，而所謂“人文科學”，不應被誤解為什么“象牙之塔”和“小說電影”之類，而應該是在其理性原則和方法上足以對應于“自然科學”的東西。【時至今日，海內外華人圈關于“文”的理論性思考都仍然多由出身于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傳統型“文人”來實行，而少由“人文科學家”來實行，此一事實正反映著當前華人圈內的思想狀況：自然科學家應當搞全盤西化，人文學術則應當維持其固有國風。我們于是常常看見海外華人圈內的高級科技人和詩人或小說家組成“文理對話”的班子，二者似乎都不知道還存在有人文科學似的】即使從真正的實用主義觀點看，人文科學也不是為了追求什么純粹理智性娛樂，而是應追求真正有效的理性知識，具此理性知識我們才能夠“有能力”深入理解和有效解決相關的社會、人文、學術、歷史問題（也就是“人的問題”，而自然科學的對象是“物的問題”，二者在具體方法論上是大不相同的）。沒有相應的現代化的科學性知識，我們能夠真正認識和處理相關的各種科技工商問題嗎？如果答案是不容置疑的，又有多少人意識到了我們百年來各個階段上在政治、社會、學術、文化上的的認知與實踐的缺失，相當程度上乃源于相應的人文科學理性知識的不足呢？問一下科技人士，他們中間哪一個不意識到：沒有相應的有效現代化知識他們就沒有能力處理自己的專業問題；再問一下人文知識分子，他們中間有多少人意識到：在諸多相關問題中欠缺相應人文科學理論知識實為其思考和判斷難以提升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呢？不懂醫學，我們敢隨便給自己診斷和處方嗎？那么多的勇于為社會、文化、學術、思想診斷和處方的人文知識分子們，有多少人會去先反省一下自身相應的知識準備是否充足的問題呢？我曾多次指出，百年來中國文化界的第一思想形態是來自西方的“小說編寫”活動，換言之我們以通過想象和虛構編織故事情節作為現代中華民族表達其“主流思想”和“社會認知”的方式，而不是根據“人文科學”的理性研究來組織自己的相關問題研究。沒有什么比這一事實更鮮明地可說明我們的現代人文思想形態的“非科學性”了（我們關注的不是思想本身的“科學理性價值”，而是關注“作品”的大眾流行度。這仍然是一種文化實用主義之表現）。結果，我們在以小說（其現代延伸形態為影視）式的人文思想方式（即文藝式的形象類表現方式）對比于、對峙于自然科學的理性思想方式（方法，生產，預測），這不是極大的“范疇混亂”嗎？【這不是人文思想家的明顯自我矮化和“阿Q化”嗎？自然科學家們欣賞“天龍八部”和“詩詞曲賦”，我們就真地把這些當成了“自然科學”的“文科對應物”了嗎？我們人文知識分子怎么會這么“傻”？怎么不倒過來想一下自然科學家欣賞武俠和科幻，正因為其欠缺高深人文知識素養？我們能夠因為他們更有錢有勢就得以他們的趣味為趣味嗎？如今大家習慣于看動漫、武俠、彩色填圖等等，這些不是正反映著今日絕大多數人成為準技術化人員之后其精神需求的全面簡單化蛻化嗎？人文知識分子需要向此看齊嗎？當代武俠小說發展于港臺，不正是反映著其服務于當代科技工商人士的文藝趣味嗎？那些因其在商業化社會知名度大就為此類報頭娛樂文字鼓吹吶喊，這是什么樣的文學研究能力呢？今日影視文化的全面商業娛樂化也是服務于青年一代同一類受眾的：他們的知識結構已然完全變化了。而科技工商人士和人文科學人士在知識性和思想性方面的“構成”是根本不需要相互一致的。今日票房收視率之類的標準已與高端文化沒有任何關系了。不論中外，哪部大片人們還想去看第二遍的？】在物質認知和創造領域我們“講科學”，在精神認知和創造領域我們“講文藝”，其后果為何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用“文藝中心主義”取代了“人文科學中心主義”，中華文明現代化就等于是主動放棄了人文理性主義大方向這面大旗了（理性主義首先就體現于某種科學類知識思想實踐上）。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引領世界，其內容主要是哲學和社會科學。十九世紀德國引領世界思潮是由于其自然科學、哲學科學、社會科學和精神科學。這些思想潮流都是根基于人類一切知識傳統的，都是針對于全人類的，都是朝向于未來和創新的。沒有什么世界級的思潮可以只靠著向后看而形成的，只靠著其本民族祖先創造的本國過去的歷史文明來號召于當世，是一種異想天開的想法。如果打算以本民族歷史上特有的、不與各國文化具有一致性可溝通方面的文化傳統傳布于世界，并期待其普世性成功，這不是一眼可見的自我矛盾行為嗎？
上述人文知識分子的實用主義思維傾向于是普遍地表現在：大家均不像自然科學家那樣具有一個明確的自身需要先具備什么樣的人文科學知識的意識；大家當然不是自以為“不學而能”，卻可以說均滿足于“淺學即能”。有多少人是在觀察分析社會人文歷史時先反思一下自己是否需要先強化、廣化自身認知準備的呢？我們的文化人和學者多的是根據自身當下現有的認知條件“即興發揮”的，欠缺一個先反思自身認知條件的問題。（自然科學家則必有此類明確認識，硅谷電腦工程師人人晚間加班學習新的知識技能，我們搞文科的有此求新知新學的緊迫感乎？）其實本文的分析對象并非針對各個個人，而是針對著由個人體現的人文學術整體的性格：我們以為讀了“古典史書”就懂歷史了，而不問一下：為了深入分析相關歷史現象自身需要先有多少必要的、關于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知識性準備呢？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提問習慣，我們以為自身具有的任何文史常識就相當于充分可靠的知識準備了，所以我們才能夠如此人人自信，爭論起來各不相讓。
（二）
以上關于現代思想史背景的簡要回顧，其實為了轉向一個貌似遠離現實其實深深關系到中國學術思想現實走向的特大問題——即這樣發展下去的最后結果是什么？答案是：中華文明在其現代更新期的人文科學建設，或將逐漸淪為西方學術思想理論潮流之“附庸”。此一看似夸張的“或將”一詞，讀者接續上文以為主要在指中國文士在理論上“淺嘗輒止”的慣習之后果。的確這是內因之一，但本文的下半部將把焦點也同樣兼顧于 “外因”方面，以顯示在內因外因兩方面作用下之可能發生的歷史后果為何。這個外因就是我們屢次指出的：逐漸蔓延和強化的人類人文科學事業全球商業化-制度化的發展。世界各地的人文科學事業都將逐漸消弱、喪失其傳統“向真”價值標準，而改為將人文科學作為個人和集體“求利”的手段。要點是，這個“手段”不再限于指個人間的爭名奪利上的“小打小鬧”，而是指從“軟件”到“硬件”上的全盤“學術制度化發展”；也就是把人文科學實踐（教育、文化、科研）全盤“產業化”的現實和未來（今日海內外一些寺院的產業化運作傾向可作為較小規模上的類似例示）。硬體的制度化顯而易見，而更深刻的“人文革命”將發生在“軟件”層次上：在人文學者的人生觀、價值觀、實踐觀、世界觀上。此一人文學術生態內里的嚴重質變正在全球蔓延。學者不再像“古人”那樣首先直面其“本身價值觀”和“精神目標”問題，而是被職場生存越來越嚴格的、精細的制度化發展“改造”成了“學術制度程序化運作者”。結果，歷史至今存留的一切人文學術資料都被納入此機械程序內進行“重新篩選”和“重新定位”。學者作為“既定程序操作者”，在強大的、必須遵行的制度化壓力下，不會再按照人類傳統的人文價值觀來規劃自己的人生和職業，而是選擇了“服從客觀條件”，在此前提下，傳統思想中的最高倫理性價值失去了直接精神方向引導力，而只被學人同樣當成了“被運作的對象”?！編资陙砦易顬轶@訝的是發現，所接觸到的西方人文學者們幾乎一律地表現出來的個人主義-功利主義人生觀，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他們身上普遍表現出來的“雙重人格”（最初被我判斷為“虛偽”，現在我寧可減少他們主觀操守方面的責任，而更多地將之歸之于客觀環境使然）：他們已經對于傳統倫理精神價值實際上“失感”，一方面在抽象層次上仍然在“客觀地”肯定著倫理價值，卻在具體實踐中“主觀地”排除了倫理價值對自身具有的規范作用，遂類似于胡塞爾說的給倫理價值本身“加了括號”。在我了解最多的現象學和符號學界，他們在學術話語上如此大談特談“人格”，“道義”，“真理”，而在實行中幾乎百分之百地在制度化框架內依循著自身利益行事（相當于商人的“依公法而求私利”）。“道義”僅僅成了他們的職場話語運作中的“話頭”！】
結果，人文學術作為職業，就蛻化成和社會上各業一樣，都須漸漸向“企業文化”靠攏，自然涉及到企業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其“兼并”和“壟斷”戰略。企業文化的最高目標是通過多多益善的賺錢來多多益善地“擴權”，學術領域內“權勢追求”成為了他們的人生最大樂趣。人文科學向企業文化看齊、靠攏、依附后，自然也會歸根結底把“增加知名度和擴大影響力”當成了“干人文”的最大樂趣。照此發展，人文學術生態還有一個更為“惡俗”的方便性：可在技術上、財務上阻力甚小地納入學術全球化系統。因為不直接以物質利益為考量，較少受到國界的限制性約束，學術權勢運作的國際流動性遂可以“更為流暢”。幾十年來我以獨立學者身份與西方人文理論界的接觸（不以官式代表身份遂可更真實直接地接觸到國際學者動機層細節），首先讓我們有機會對于“學會”、“會議”、“中心”、“通聯”等等的真實功能和本質進行近距離觀察和分析。經過反反復復地預期、失望、剖析，通過不斷地修正自己的觀察判斷經驗，才最后“越過現象看到了本質”（=越過其個人言行層面，推測其言行背后的真實動機和相關社會性制約因素）得出了一個更為“可怕”的結論：人文學術的價值性話語，今已相當程度上失去了其正向激發力而蛻化為一種“求利工具”：通過道義話語的技術性運作以遂行自身影響力擴權之真實目標；因此，對過往杰出學者“人格”的稱贊話語，實際上僅起著稱贊者自我宣表的宣傳性作用，根本與其個人信仰與操守無關。其人甚至于并不時時對此具有自意識（此一事實可作為為其個人“減責”的憑據，但也可作為對其“言行心”背后的社會性制約力機制的深層部分體認之根據），因為這早已成為職場業界的集體性自然。如果我們再進一步“中性化地緩和”我們的判斷標準，那就是：人文理論家（特別是“理論話語制作愛好者們”）普遍地變成了“準技術性人員”！不要再和他們談什么“道義問題”，只需要和他們談學術上的“技術性”問題。他們是、仍然是、當然是我們在很多方面的技術性層面上的“老師”，但也僅此而已，在“大道問題”上，則須與他們絕對“免談”！他們只知道如何按規則和規矩辦事，不知道還可能像中國傳統上私人書院那樣先談個人義理信奉問題。他們是我們技術上的老師，卻絕對不是人生真理問題的共同“求道同志”。將老外學術看作技術性研究對象的意義，不只是說不必產生與他們談論“大道”的幻想，更為適切的設問方式應該是：不能把西方人文科學理論看作是現成不變的“正確真理”，而只能看作是研究對象。雖然作為我們的研究對象，我們必須足夠認真地對其加以研究，但卻不必并不應視之為“標準”、“限界”和“目的”。此一判斷當然也源于現代學術世界中學科劃界造成的“博士就是窄士”的知識專業化現實。而在其背后起著另類支配作用的商業化、市場化則有助于強化其專業本位主義。因為專業技術化形態有利于職場市場化中的相互競爭策略之實施。而另一方面我們就不須驚異地發現：許多專深的理論家們（特別是哲學家們）其技術上的專深化正與其思想眼界和能力上的簡單化成正比（哲學教條主義即指此：大師的邏輯學學的越多，自己的倫理思想意識反而越呆板。西方學界這樣的哲學家多得很）。也就是：專業化不僅不等于學者的任何思想能力的同時擴大，反而處處暴露其因專業窄深化而滋生的“視角”窄化和固化。近年來我更進一步發現，西方人文理論知識分子有關社會、政治、文化、歷史等等問題上的智慧表現在大幅度地下降?！具@一判斷似乎與我前面強調的人文學術科學化要求相背離，實際上對此復雜問題應該補充以一個必要的解釋：專家們的一切專業化知識都是我們需要的，重要的，但這些專業化知識都只相當于“原材料”，有待于我們運用跨學科方法論將其在現實解釋學的層次上“激活”以致用（不是西方理論的“中國化”，而是純粹理論的“現實相關化”）。對此高級理性化原則，西方學者，包括倡言跨學科學術的學者們，很少能夠加以貫徹。因為他們都自愿受制于職場制度化的限制以獲得生活和職業的安穩。此一知識專深化和觀點宏通化的關系，比較復雜，此處不引申】
在此背景下即可理解我經常提出的“吊詭性”要求：一方面要認真全面研習西方理論（相當于自然科學界人人都知道的常識，如果不讓自然科學家們時時跟上知識發展，就是在阻礙他們的科研工作和消弱他們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絕對不能陷入其制度性窠臼。作為一個長期從事翻譯、研究、批評現當代西方理論的獨立學者，我的“另一堪稱獨到的發現”（對比于惟西方老師觀點是瞻的留學生的習慣而言）就是：西方當事人學者，根本不關心其思想學術是否被“忠實地”傳布到他國來了，他的真正的（relevant）關切是他的“大名”是否被有效傳播了。甚至于（別奇怪?。┢?/font>relevant的關切中還包括：他不僅不關心自己的著作是否被忠實地引介過來，甚至于還對此忠實引介本身感到“亦喜亦憂”，如果其學術話語不是相關于其本人思想而是相關于第三者的思想的話。其“喜”，因為畢竟是他的作品，其知名度亦因此而可擴大，其“憂”則在于（看看他們的復雜心理?。罕谎芯康奈鲗W原作者（A，如康德）對于此西方研究者(B，如西方的康德學者)和對于中國引介此西方研究者B的作品者(C，如中國的康德學者), 都是“第三者”（B與C成了“同行”。按照他們的邏輯，遂變成“同行是冤家”乎？）。于是在B的自身“知名度核算表”上就出現了另一個隱在的問題：B的知識性努力成果等于也在認知能力上幫助了同行C（在傳統倫理觀念上這是多大的好事，但在商業化競爭時代，這就相關于“知識利益的得失問題”了）。如果C僅僅是相關著作的引介者，自然一切如常，但如C在同一領域有不同于B的獨立見解，B的視為自身“資產部分”的某些知識等于在幫助C和“自己競爭”（他們具有著學界人際間相互競爭意識）。這樣的復雜關系遠非僅表現在此類譯述事情上，而可舉一反三地運用于很多有關中西學術交流事務類型中。此外，西方原作者是不喜歡其作品被批評性讀解的。同理，原學術集團也是不喜歡其運作方向被批評性、獨立性對待的。這樣的心理背景必然導致他們進一步精細化自己的“利益計算標準”：不是鼓勵任何一種交流和引介，而是期待自身作品“負面效果最少地”被引介。別以為此“負面效果”是指被引介的學術話語的不忠實（他既看不懂也根本不珍視本身作品翻譯書本身），而是指擔心遭受一種“被批評性地、獨立于他本人立場地”引介方式。這就是為什么我一貫以來多次“暗示地”提醒“外語界”朋友注意自身在中西交流方面具有的兩面性：外語特長方便于引介；但專業訓練較少的學歷事實反而可能被老外廉價地利用。在此領域同樣存在著自然科學界、古代匠藝界、宗教教派界、武門教派界有關思想與技藝傳承方面的“技能傳授辯證法”問題：既要適度傳授，又不能“傾力相受”。（徒弟偷學了師傅的才藝跑出去另立門派的“風險”）此一“西方師傅”的矛盾心理則表現在其對于此類交流中的“相關性目的”的定位上：不是一定要忠實地傳達出其真實有價值的思想本身，而是要在他國“制造自身的知名度本身”。他視你為“他者”，即不是“自己人”，他知道你處學術思想落后，故所實際追求的目的僅為“宣傳名號”而已。為此目的他必須“選對”與國的agent。反之，你如既忠實卻也同時批評地進行引介的話，他可能隱隱意會到自身有可能“兩失之”：自己的知識技能被他人學去了，而自身的知名度卻可能因此批評性解讀反而被減弱了。那么自己的收益為何呢？商人化的學者一定會有這樣的矛盾心理。須知：中方的西學理論知識建設事業的目標其實確實與西方理論界本身的利益無關！【現舉一例。列維斯特勞斯百年壽辰紀念時，恰值十數卷的《列維斯特勞斯文集》中文版出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曾經籌劃了一個紀念活動，并邀請我作為譯者和該文集總序作者發言。結果，不知道經誰暗中運作后，法國大使館文化部門商恰出版社取消此次紀念活動。我準備好的發言也就只能另外發表了。我作為新時期兩岸三地引介當代法國理論最多的中國學者之一，卻和法方的教育系統沒有任何關系，因此雖然作為“客人”多次受邀訪法，卻并非他們“培養”的人，因此就不屬于他們的自己人（只有中國的法國留學生才是他們培養的人，大概也因此對于由我這樣一個不會說法語的中國人首先深度引介了巴爾特、列維斯特勞斯、利科、麥茨、勒高夫等感到有所“不爽”吧）。法方歡迎的是中方通過翻譯頌揚法國理論和大師，卻并不感興趣中方學者對其進行批評性的解讀。老外們往往思想簡單，他們就是連這樣最簡單的常識都不懂: 以為誰西方語言流利誰就最有資格進行其理論性思想引介。“瞎子和瘸子”的關系就這樣嚴重地影響著中西學術理論的情境。此一經歷的蘊含意義是，西方學術界真正關心的是如何通過“學術紐帶”來構造中法學術“共治體”，卻根本不關心法方理論翻譯的質量問題。甚至于安排他們的對理論學術一竅不通的法國漢學家和同樣學術訓練薄弱的法語留學生來共同主導中國的法國理論研究評價問題。這就是：他們安排那些從我的譯作中了解了法國理論思想的“自己人”來反過來評價我的學術成就！為此他們還曾發來一封邀請我參加法國學術翻譯評獎的信。我看后真不知道該對這些人說些什么？因為我斷定法方負責該事務的人本身也未必讀的懂相關法國理論。由此可見跨國學術壟斷事業之一般。好，我因此而再次正告國人：中國的西學理論研究和相關外國沒有任何關系，千萬別讓他們“忽悠”住。中國人的西方理論研究，完全是中國人自己在中國場地進行的獨立活動，這和西方人一點關系都沒有。技術上向老外學習，正如同向西方書籍學習一樣，這也是和他們沒有關系的。本來我以為是有關系的，即在共同追求學術真理事業！但漸漸發現此乃一廂情愿的過時暢想。他們已經全變樣了。那就干脆各干各的罷！】
此外，除了直接的利己主義之外，他們也有一個“集體主義”，這就是為自身依托的“本學派”之“擴勢”（精神思想影響力）目標努力。（注意：是指“擴勢本身”，不是關心通過擴勢行為造成的對手方相應學術水平的真實提高方面，除非在對手方被間接“收編入”本派成為“自己人”后。這就是一位老外符號學家，因自身不得意而對我多次指出的今日學派mafia化現象之一。）但是這樣的學派本位主義同樣失去了學術天下為公意識，而是一以本身所屬的派系學術的技術性層面上的技術性努力，作為自身學術實踐的“實際形態”。也就是他們很難再有道義心胸去反思超出本派眼界去思考公共性“大問題”的心胸，更談不到相應調整自身實踐觀的可能性。這是成為“準技術人員”的另一個標志。正是技術性層面的運作易于施用于學派擴勢戰略和戰術層次上。（學術實踐觀和學人的人生觀遂合二為一）這一結論是我于南京大會后漸漸地對西方符號學學會的建設性發展也不再抱希望的具體原因之一：學人本身的主客觀條件都已發生了質的改變！我在《結構與意義》（擴大版）前言中還殘留的一點對少數西方學者抱有傳統“正義觀”的期待，應該說現已應該徹底放棄。因為這少數人也絕對不可能扭轉人類人文學術商業化異化的總方向之勢頭。加上西方文明思想傳統中沒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仁學主體意志倫理學，在如此強大的全球化制度性大勢下，必將在客觀邏輯上有力地“壓塑”職場內任何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而職場外的“自由主義者”們呢？讓你永遠不可能在社會主流內發揮任何作用。根本不需費力通過外在的限制措施，事實上職場內的參與者本身早已被形塑為意識形態上的“刀槍不入”者了。凡不合全球市場化“規矩”的，職場學人早就在其社群交流圈的第一圈外就自動將其加以刪除了。這就是學界技術性制度化的邏輯力量！
我曾多次指出：制度性的崇洋媚外傳統和慣習正好成為國外人文學術機會主義者加以利用的環境。其相應選擇的應對手段可能極為巧妙地這樣安排：一方面只鼓勵你為其宣揚“名號”【國內普遍盛行的讓學生大規模地“直譯西書”以充當導師和領導“政績”的風潮，相當符合老外的真實需要，他們會以為：這樣的低質量翻譯無傷于其根本目的，既有助于我們宣揚了“學威”，又導致你們“學不到”我們的“真本領”。我過了幾十年才悟出這個埋藏很深的“真理”。加之，反正他們也看不懂你的譯作，根本不把你的譯作品當一回事，有些人連將其留作紀念品都無興趣。他們要的就是一個統計數字，以便列在自己的公開著作表上即可】，一方面和你們的留學生結成國際交流互利關系（既然你們有把大鼻子看作高于華人一等的習慣，那還不容易安排?。?，此種師生互利關系的普遍發展（中國今天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留學西方的文化大國），結構性地讓“外國”（老師）在學術位階上永遠壓“中方”（學生）一頭。這是制度性崇洋媚外最大的果實，其最終結果則可能直接影響了中華文明在現代化轉型努力中的大方向！特別是，如果中方的counterparts本身也同樣不關心西學理論引介的學術水平的話；結果客觀上成了一種另類合作模式：因此不顧質量的學術實踐方式導致了各自可分頭獲利，各取所需。翻譯學術實踐僅僅成為一種雙方獲利的media。如果更深入分析，其中豈非也隱含著更為負面的可能發展嗎？雙方在此純功利主義合作中實際上可能形成一種跨國學術勢力集團之間變相擴大壟斷學術的傾向。文化學術商業化后，凡商業活動上發生的，就也可能在學術界發生。在幾十年從事符號學跨學科事業的活動中，我本人一向最為警惕的就是這類借著“跨學科、跨文化”名號實行的學術“權威”集團間通過“跨界聯盟”以實現其擴大學術壟斷的野心。其實人文學術世界內最大的隱憂正是此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可能逐漸形成的此類跨界學術壟斷集團勢力網。這是我在越來越參透了一些學術名流內心根深蒂固的名利權野心后認識到的，對此我們切切不容小覷。為什么在人文學界也可能發生這類國際學術山頭營建的機會？學術職場功利主義制度化的發展可能誘使與促使學人為了職場有效生存而不得不趨炎附勢。在崇洋媚外的大環境下，趨國際之炎、附國際之勢豈非屬于自明之理？
中西人文理論交流方式的問題，并非僅只反映在老外們的作風方面，而是整體而言地反映在：“學術勢力”在軟性制度性層面上（信念，方法，方向，程序，方式）的全盤西化傾向上，這將從根本上有可能確立中華文明中人文學術理論界的模仿性、因襲性、附勢性的發展大方向。在此方向上，一方面中方必不能忠實深刻掌握西學理論知識，卻又牢牢依附于西學規范和程序實行“依勢謀利”的治學方式（因為這樣的方式最能多快好省地達至在國內學界獲取利得的目的）。依附性的理論話語重復行為，并不等于是掌握了理論化思維的表現。此種中外合作謀利的方式導致的結果不是什么理論思維的發展問題，而是借助于理論話語渠道將西學理論的“制度化勢力”導入中華文明的問題。不是指理論思想的掌握，而是指通過理論思想話語的“呈現”所實際實現的“思想勢力本身”的支配性之獲得。在全球化時代，人文學術話語正在同時也變質為某種“精神勢力的實現”。學者和學派最終的關切并非還如傳統上存在的有關學術本身的科學真理水平的問題，而是有關于其學術實體的市場勢力大小的問題。此類學人的心態就相當于“老王賣瓜”者的心態。其中沒有一個辨析本人西瓜甜酸真實情況的自我認知性關切，而是只有一個不假思索地兜售本人所賣西瓜并考慮如何長期占有市場的利得問題。大家都在參與“真理話語”交流，但我們真是要經過多少次的“對錯檢驗”才能搞清楚對方究竟在“想什么”（和我們不同，他們很少暴露自身各種行為動機）。你以為大家在共同追求學術真理事業，彼此也會在此目的和價值觀上相互一致。但很快你就察覺到“不對勁”，對方的真正relevant關切是他自己的相關利益，如若不然，他人的“真理話語實踐”就和他一點關系沒有。甚至于非常像是：同行廠家看到彼此的生產和產品的狀況，會對彼此的“技術性、參與性提升和進步”表現出“客觀的興趣和評價”嗎？（難道不會類似于廠家研發項目的“泄密”嗎？你廠使用了我廠的專利而獲利，我廠會因為你廠使用了我廠的發明而高興嗎？）國與國之間的這種經濟上的競爭關系，當轉換到人文學術界時，即當人文學術也被商業化異化后，此國際交流關系豈非也是一樣？不會因為相關“媒介”是物質產品還是“精神產品”而有所不同，如果二者的“生產程序”和“生產目的”都是貫徹了商業化原則的話。按照這樣的比喻讀者就可以理解本文所言不虛了。（其實我在已發表和將發表的英文論文中都提出的今日人文學者的businessman-like style,就是指的這一可怕的人文學界全面異化的事實。但這樣的揭示在西方學界一點作用沒有：他們生存于客觀的、不可改動的職場制度化軌道內，無關于自身主觀上價值學的認知。少數人認同你的判斷，也不可能影響任何學界現實）
“學術為天下之公器”，這樣的觀念不要希望老外人文學者還在保持著，本人幾十年來不知道在這個最基本的價值觀上和各種各樣的老外發生過多少次“誤會”或誤判，最后才體會到只有極個別的幾個人還保有這樣的意識，令人始終緬懷，而大多數人都是一門心思地要通過此類交流獲取自身利益，而在此過程中又無不打著“幫助你們”的招牌。實際上他根本不關心是否“幫到了”你們，而是只關心其個人或本集團在此交流中的私利（=聲名）獲取情況?？汕芍蟹?ldquo;接待方”不少都以“仰視老外”作為其“待客之道”，以至于老外無不知道其中的奧妙，而積極順應此學界官本位生態，最終形成了各種“互利聯合”關系。在此關系中學術本身成為了純粹的“互利交流媒介”（=渠道，手段），通過此類交流雙方獲得的“好處”才是真正關懷所在。雙方均不關心的是中華文明的現代人文科學建設的實質性進展問題。結果，老外的“利益獲取結果”也就轉化成了其對手方的“政績記錄”。（其實真正成為“渠道”和“媒介”的還不是學術本身，而是老外的“身體現身”和老外的“外語發言”本身。熱衷于擔任此種“洋買辦”職能的人，可能也正是開口閉口“五千年”的人。他們也正好是在聚會場合把老外排在前列把同胞推向后列之人）
不要驚訝，其實老外們還特別喜歡看到中國學人沿著本國學術文化民族主義方向來發展，如果在此領域你們采取了和科技工商向前看的大方向相反的方向的話：即“向后看”（這意味著你們在人文思想領域內沒有足以和西方文明對峙的理論思維能力：“你們是靠夸耀祖先業績自滿自足者”。那還不好對付？即不斷地當面稱贊你祖先的偉大，而暗地里知道在人文科學理論層面上你們始終只能一知半解！因此在精神水平上“我們遂可永遠壓你一頭”?。?。在今日全球化時代唯一有效存在的中西文明大方向對峙中，你們在精神建設方向上通過民族主義向后看策略性選擇可謂正中老外之文化戰略思考上的下懷（如果有這樣的潛在文化戰略的話）。還不要說，在崇洋媚外的大方向下，所謂民族主義學術也無不盡入其窠臼，試看：哪位國學大師不是都以其在西方任教或受到西方尊重為最高標準的？我們今天的民族主義方向的學者們哪個不是以“到國外講學”為其至高榮耀的？大家心里面都是“朝向著西方的”事實，老外們會看不到？今日從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全面地“朝向西方”的事實，老外們看不懂？如果，今日學術民族主義者們以為通過“抱殘守缺的門面”就可以對付西方理論意識形態的全球化壓力，這就會被有識者有理由解釋為：這豈非是正在打開未來讓西方理論化思想全面控制中華文明的大門！【這樣，我們就不僅是在科技工商方面全面地按照西方文明開啟的大方向前進著，而且還可能通過“偽（指其虛假性和無效性）學術民族主義”而在精神建設的層面上實行著“曲線的全盤西化”。即因此資料本位主義的學術觀而使得自身永遠無緣進入理論思維領域。今夕何夕？科學時代而不致力于科學性、理論性思維，這不是自我矮化是什么？】
在這里應該在學術實踐論上進一步明確“運作結構”的觀念：西方理論絕對是我們應該掌握的學術對象（正如中國自然科學對待國際科技理論的態度一樣），為此也包括直接跟隨研習（國外留學）和間接獨立研習（國內研讀），但僅就“中國學界發展有關西學理論研究”的學術目標來說，其“運作場地”絕對應該、只能應該在國內學界開展。在“學術學”認識論上要明確認知：中國的西學理論研究必須形成獨立自主場域，而與西方學人沒有直接關系，更談不到在西方學人“引導下”進行【還不要說由于語言的障礙，西方老師對于其東方學生母國事物幾乎一竅不通了。幾乎是我們對于他們的什么都了解，他們對于我們的歷史、現實、學術什么都不了解，卻往往自以為是、妄自尊大。其可笑性正在于此！1996年我曾與一位在德國哲學系任教的印度學者感受一致地共同“嘲笑”著老外學人的這種以不知為已知的膚淺風格?！?。這就等于“買賣雙方”處理著“同一事物”（同一學術資料），但雙方的立場和目的根本不同。中國的西學研究是中國人的事，不是西方人的事。
此一學術實踐認識論的另一相應觀念調整則是：既然中國學界的西學研究完全是中國學界自家的事，各種學術交流都僅僅是服務于此一總目標的手段，因此談不到什么“與國際接軌”問題；它根本上是中國學界自己的事，既無需又不可能由并不了解中國學界實況的老外來“引導”，因此也談不到依賴什么“國際認可”來增加自信。這一點和科技工商界的情況完全不同?？萍脊ど虒W術的內容與目標都是全球一體化的，自然而然就是中外密切交織一體的。人文科學則完全不是這種情況。不僅因為中國人文科學的一半是傳統中華文明的內容，而其現代化的另一半，如本文所述，也是中方自己的任務，就連這個“中學的西學研究”部分也與老外沒有關系。我們切不可由于崇洋媚外的積習把這幾個不同程序中出現的同一相關詞“西學”看作是具有著在國際平面上統一中外學術的功能，以為中國人學西學最終目的是要順依西學引導或并入西方文明系統（邏輯上正好相反：你要不想讓西學引導你就須首先掌握西學。這個“邏輯”中國的自然科學界完全懂。這是一個邏輯性問題，不是一個什么“立場”問題）。極而言之，即使我們的面向全球的人文科學發展大目標，也是指在中國舞臺上進行的“世界學術”研究，而不是指在“國際舞臺”上進行的世界學術研究。中國的“世界學術研究”由于具有跨學科、跨文化的多方面創造性前景，更因為此學術實踐共同體主要是以高級漢語進行的，它當然只能是中國學界自己的事物。這一“只能”概念表明了未來的中國人文科學的高度多元化的實踐，其技術性要求將是在很多方面超越西方學術框架和標準的，是西方學者的技術性條件（語言，文史，跨科）根本無法介入的。從中方學者自己方面看，更要端正治學態度，我們的目的首先是切實提升自身的知識水平，而不是急于向外炫耀。“厚積薄發”是中華文明先哲的永恒教誨，難道我們后世子孫非要反其道而行之，來一個“薄積厚發”或“揠苗助長”不可嗎？對其因此選擇帶來的實際國際效果全不在乎嗎？
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西學理論淺嘗輒止風氣，于是今日更遭受著學術技術化、商業化生態大轉化帶來的“加速倍增”效果。正是淺嘗輒止風氣造成的中方學者只能變相“復述”洋學的事實，使其在學術知識的專業技術層面上不可能與老外爭短長，從而反可因此欠缺內在抗力而容易順學術制度性上的崇洋媚外格局及其相關的不成文規則而亦步亦趨。歸根結底問題在于失去了有關學洋學是為了什么的反思。由于不能在認識論和文明發展方向的高端上看待人文科學意義的問題，而只能順應今日學界的現成可行軌道而“機械地照章辦事”。人文科學如僅被視為職場升等工具和渠道，人文學者在中西人文學術交流中也只能從功利主義角度為自身立場定位了。
我們最后將中西人文學術交流的問題上升到人類文明前途這樣的高度來看，對于只關注眼前現實問題的人看來實屬無關緊要（中華文明今天只習慣于“視近”，無興趣“望遠”，完全忘記了老祖宗說的“遠慮近憂”的格言，或者以為那只是指現實具體得失的策略性問題，卻不意識到此格言在文化戰略性層次上的多層面相關性）。但是在民族精神維面，按照仁學價值觀，中華文明仍應該保持其“全局性”眼界（不限于物質性建設上的全局性，而是文明發展上的全局性）。那該怎么辦呢？首先問此問題者應該先有一個調整個人心態的誠意：不是你本人該怎么辦的問題，而是民族學術前途發展該怎么辦的問題。二者在范圍、目的、動機、方法等等認知層次方面當然完全不同。學人只有先區分了這兩套不同的設問類型和層次（這是兩個檔次上的認識論和實踐論問題，個別學人要適切地隨時思想“換擋”，以采取相應不同的思考前提和分析方法，否則當然就會出現“思維檔次上的混亂”），才能夠有效進入這個問題領域。這樣我們就應該把有關中華文明整體學術層次上的“戰略性”思考和個人學術實踐層次上的“戰術性”思考加以區分。這樣，在既認真研習西學理論又不囿于西學理論之后，我們必須同時或其后開始對其批評性的獨立理解和判斷。為此我們雖然不必對西學理論亦步亦趨，也不能阿Q式地采取“依祖自重”的毫無用處的心理自慰方式，而是要同樣根據包括中西學全體在內的人類學術整體重新組織我們的價值觀、認識論和方法論。這些新認知框架是在中西學傳承基礎上經過合理創新后形成的。為此目的，第一個技術性難關就是超越現代學科和學派的分界（和自然科學的分類基于科學研究的需要不同，人文科學的分類具有極大的人為慣習性背景因素），傳統上簡化的說法是“打破門戶之見”。為此當代西方人已經做了大量努力，可資參考，雖然近年來變得越來越不見成效了（由于商業化、職業化的學術生態演變之故）。我們如果能夠克服此種客觀制度性限制，就可“在西學的基礎上”，在中華文明前途的大視野前，創造性地達到對西學理論進行分析和重組的目的。一方面，在西方人辦不到的開展真正跨學科研究方面我們或許可以做到（這就是本人三十多年來學術實踐所致力的目標），另一方面在跨文化的學術全球化層次上中華文明又是獨擅其長者。這就是說，除此之外中華文明在人類精神建設事業上的責任和可能性還并不限于上述對中西學及其理論進行創造性的獨立批評性理解的目的上。我們還有一個如何在全球現代化進程中將新掌握和重新理解的古今中外知識進行創造性地“運用”的問題。在此第三個任務層面上，“跨文化”策略將擔任主角。我們要根據人類歷史文明的“另一半”的獨特東方歷史經驗對于人文科學如何貢獻于人類精神生活建設方面進行另一層次上的“文明目標戰略構想。”
【補論】
【簡言之，在中西人文學術交流中，第一層次是忠實性把握，第二層次是批評性理解，第三層次是創造性應用。按照本文作者的這一“西學理論讀解認識論”立場（明顯不同于留學生的立場），就必然要破解西學者的誤解：他們以為中國人的西學理論研究邏輯上應該以西學界共識與結論為權威性依歸，因此中國的西學理論研究與西學界密切相連。但是按照此處表達的、基于“跨學科-跨文化”的認識論立場，就必然否定了此一觀點。中方學者對于“同一西學對象”的解釋和運用可以大大不同于西學界的共識。“理解，解釋，運用”，是三個不同的認識論-實踐論階段。但是，他們會對此不高興，感覺到似乎是把西方專家和西方公認權威僅當成了“理論性材料的提供者”，而正是他們一貫地將中華文明精神遺產當做是“歷史材料的提供者”的。我們這樣的立場卻并不是根據什么學術民族主義立場，而是根據世人已經普遍遺忘的“學術為天下之公器”的大公立場。雖然高度功利主義化-個人主義化的現代化西人難以領悟“大道”，而中國的西學者反須強化此一正確研學認識論，乃因考慮到一更嚴重的現實性原因：學術商業化導致的學者以學術求權勢的心態以及本此心態追求跨國性質的“學術權貴壟斷學術”的功利主義傾向。對此一跨國經營學術壟斷集團的企圖，我輩中華士君子必當本仁學精神予以抵制，不可屈于其權勢。為此先從學術實踐學認識論角度劃清“中西界限”，遂成至要警示。通俗言之：并非是理論來自誰的就得聽信誰的。任何知識產生后即成為“天下公器”，人人得以大公原則論之，處之。在此關鍵點上，我輩切不可屈服于越來越增強其運作規模的國際學術商業化兼并企圖。即使拋開近期學術商業化因素不談，西方學者（如眾多西方哲學家，包括胡塞爾）把希臘哲學的歐洲理性主義原型視為人類唯一正統理性形態的信念，也成為今日西方理論家以為其“至少”握有西學理論解釋性的權威。此一信念也導致他們難以容忍其他人類理性主義形態的存在。在本人參與組織的南京國際符號學大會上，本人對其宣布的人類理性主義形態的多元性以及仁學精神作為與希臘精神平行的倫理理性主義形態不應被國際忽視。本人在國內崇洋媚外學術環境下以及西方學人驕傲自滿風格下提出此一人類普適性的仁學倫理學理性主義傳統形態，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成為使此偉大中華文明普世價值走向世界的一個有效開端。本人提出的此一看似簡單的學術實踐學認識論和方法論觀念，將會導致“西方中心主義者”（包括大多數西方理論專家們）的另一種實際性不安：他們將因此失去其自以為持有的權威性和主導性。這一擔心更將凝聚于我主張的那種跨文化符號學（完全不同于北美提倡的多元文化主義）原則：人類人文理論的解釋性實踐必須在全人類文明框架內按照多元化理性主義重新定位。因此，深入“獨立深入研究西學理論”，和國內外的西學中心主義者（不論其出于自身理論性信念還是出于功利主義目的）所持的各種“西學原教旨主義或教條主義”是根本不同的。除了以上兩種負面的動機外，老外專家至少也有一種“情有可原的”自以為是動機：他本能地傾向于以其確實具有的專業技術層面上的優越性來“支配”他民族的任何一種相關的思想性或理論性實踐，卻因囿于自身的專業化深度之“狹義技術化自信心”而忽視了理性的多元化相關性。對他們來說，此種自我視域的局限性難以克服，還因為其思想觀念方式受到的限制力實際上是一客觀綜合性系統：除了專業知識的技術性限制外，還有其身處的歷史、社會、生活、語言具有的特殊慣習性“下意識地”帶來的更為僵固的限制性。此一當前視域限制性系統成為其參與跨學科對話的根深蒂固障礙。這樣的先在理解力局限性如果主要源于其或許并不自覺的客觀限制條件，那么在中外學術思想交流中他會有朝一日突然意識到他以前在與西方漢學家們打交道時未曾遭遇到的“智性憂慮癥”：即當他意識到原來他的對手方的諸多文化思想背景都不僅是他根本不了解的而且還是他根本沒有條件了解的。此時他會突然以為自己誤入了對方的“學術斗智”中的“圈套”：即他意識到自己其實不具備參與此跨學科-跨文化理論對話的基本“技術性資格”：對對方的語言系統和歷史系統的一無所知。于是隨之突然產生了一種“無知恐懼感”：不認識對象，不掌握方法。往下還怎么“唱這出跨文化理論大戲”？只有在深入了交流情景后他才有機會意識到自己最初在雙方處理西學理論部分是具有的權威感在“交流的下半場”中失效了。他才意識到自己身處的情境之真實狀態為何。這樣的覺識遂使他進一步靠攏“西方中心主義者”或者繼續依賴那些不通西方高端人文理論的西方漢學家型的文化掮客，直覺到那些人才是對他最有利的、西語流暢的異他文化合作者（二者的共同職業化利益都是：通過崇洋媚外大環境來消弱中方“真正知西派”的作用+參與吹捧對方學術民族主義宣傳以促成對方的理論思維能力因此虛假的“民族自傲心”而永遠難以提升）。我們為什么會做這樣的合理化推論（在我大量親身體驗之后獲得的結論）？一個最簡單的回答：他們不懂得仁學“見賢思齊”和“獨善兼濟”的深意。我稱之為一種西方“結構性的個人主義”。當然非西方地區的崇洋媚外歷史和現實環境又濃化了他們這種自欺欺人意識：真以為自己擅長的知識類型就是人類文明歷史上唯一存在的最高認知形態了！讓我們再深一步考察這一中西之間有關西學理論研究的立場和權威性問題。其要點還不在于具體問題上的是非問題，而是在此雙邊交流中漸漸可能形成的“學術權勢機制”問題。我們真正要防止的正是此一兩大文明間可能形成的非學術性副產品：國際學術實踐運作中人為壟斷機制的形成。在此過程中，表面上的是是非非話語運行，可能成為機構性權勢形成的基礎。它所滿足的是學界借學術話語追求權勢建構的商業化動機。后者將從結構上瓦解科學真理探求的正當程序。中方學者們或將在雙方“泛西學中心主義”控導下形成的此雙重性運作（學術話語編制+權勢基礎建構）中成為被權勢力運作的“棋子”而已。“學術學的辯證意識形態分析”，實為符號學的重要課題之一，它可以使我們透過表層結構（話語編織）進入深層結構（權勢建構）。
不言而喻，有識者會領悟，我們的西學理論“老外朋友們”是并不真地歡迎具有獨立精神的非西方的西學理論研究同行們成為真實深入的“知西派”的。（一個廠家愿意他的競爭廠家對其本身的“專利”具有深度了解嗎？）信筆至此，有識者是否參透了其中含有多么深刻的人類文明反思戰略上的重大意涵？——作者補寫于2015-8-15/16。】。
只有真正地（既不是淺嘗輒止地，也不是“以譯代研”地）掌握了人類知識前沿理論基礎上，我們才談得到為中華精神文明創造性發展進行構想，為此就需要先考慮如何儲備知識、“增益其所不能”的問題；為此就需要先明確知道現存缺欠為何的問題，也就是誠實面對過去失誤為何的問題。不正視缺欠，就是不想改進，不致力于求知就是無意于創新。在科技工商界此為當然之理，在人文科學界也應該視為同一當然之理。否則豈非在西方文明開創的自然科學領域我們在認真實踐，而在中華文明幾千年以之自豪的人文學術固有領域我們反倒要敷衍塞責嗎？
（2015年8月14日于舊金山灣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