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6年12月26日，復旦大學全球化與宗教研究項目和復旦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聯合主辦了一場以“從哲學與社會學的視角看儒學/儒教的復興”為主旨的跨學科學術對話。對話由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范麗珠教授主持，涉及儒學/儒教復興進程中諸多引人深思的議題，本刊特予刊發，以饗讀者。本文錄音原稿由徐海峰整理，刊發時略有刪節并擬定各節標題。
一、儒學/教在當今時代是一個實踐的問題
范麗珠教授：儒家的傳統是人類文明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軸心時代文明里的一個方面。但有，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間，中國傳統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儒家傳統更成為批判乃至摒棄的對象。借用杜維明先生的一句話：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傳統，像儒家文化這樣，經歷了如此徹底的被否定的過程。我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宗教研究。到20世紀70年代末，基督教，佛教已經出現復興的跡象了，儒學/教的復興則是晚一點的事情。最近幾年出現了一些與儒學/教的存在狀況相關的社會事件，引起全國爭論，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結果。
為什么談儒家/教復興是一個重要的話題？事實上，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在現代社會中其自處已經變成一個問題。有關儒學/教，涉及很多層面的議題，英文的Confucianism可以指儒學，儒教，儒家等，孔儒傳統是哪種意義上的宗教？即使是在學術層面的定義也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它更是一個實踐層面的問題，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儒家傳統在中國民間人倫日用方面的價值。每一個中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儒家傳統的印記，這都是不經意間在社會化過程中接受下來的。在未來的社會化過程里，是不是還繼續有可能使儒家價值保持在中國人的身上，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制度的問題。今天的社會，一切都在制度的框架里面，那么儒家/學/教傳統在當今社會存在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我們有一個自處的問題。我們是誰，是不是一個有信仰的人?還有中國文化如何與其他文化相處的問題。在中國，儒教/學傳統和基督教的話題常常會被拎出來。
最近這些年，我們會看到中國出現了儒學/教復興運動。有不少的人，包括書齋的學者，以及一些社會活動家在做，也有人提出要“重回康有為”。康有為在當時就敏銳地發現，西方列強不僅船堅炮利，更在中國社會四處滲透其專業化的教會體系。由于預見到封建政治體系以及與這個體系相依存的儒家命運的終結可能，康有為才在戊戌變法前后，提出了很具體的孔教設想。
可以說，當今時代，儒學/教不僅是一個書齋的問題，更是一個實踐的問題。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社會學與哲學對話。對話的學者有：復旦大學上海儒學院理事長謝遐齡教授，上海儒學院秘書長郭曉東教授，復旦發展研究院陳納研究員。
二、復興中的儒學必須現代化，要與時俱進
謝遐齡教授：儒學復興是一個事實。既成事實無須討論，要討論的是這個復興的歷史意義。今天的題目是從哲學、社會學看，實質上是史學問題；不是文化問題，是文明問題。現在講康有為主要是講古今中西，這個模型已經過時了。應該加一個蘇俄文明。因為蘇俄文明進入是一個事實。而且，對傳統破壞嚴重的，直接用暴力破壞的，還是蘇俄文明。
有人說蘇俄也是西方，但湯因比把東正教和西方基督教區別為兩個文明，很明確。蘇俄文明是從東正教文明過來的，所以我有時候使用東正教-蘇俄文明表述。儒學復興的歷史意義，是本土傳統在兩個外來文明的長期壓制下恢復應有的位置。中國的未來就在這三個文明造成的勢力、結構的良性磨合中。不是誰消滅誰，誰戰勝誰。既然進來了，站穩了，成為存在了，問題就成為怎么樣共存。我希望儒學為順利磨合做貢獻。
再說，稱儒家，還是稱儒教？其實都是符號。符號就是旗號，或旗幟。儒學這個符號中包含了龐雜的內容。在它長期發展過程中綜合了很多因素。儒家能夠代表中國文明嗎？我們說，儒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文明。為什么這么說？第一個理由，它吸收、綜合了各派思想的要素。第二個理由，它是中國宗教，或曰國家意識形態的論證體系。這兩個理由證明，儒家可以代表中國文明。
這第二個理由涉及怎樣看中國的宗教。楊慶堃先生《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一書用了一個專業術語，叫志愿宗教，指佛教，道教那樣的宗教。楊先生指出，這種宗教在中國社會中地位比較低。儒家雖然沒有形成自愿宗教那樣的教會，宗教地位反而高于佛教、道教。中國社會遠古的原始宗教，一直發展過來，中間未曾被自愿宗教奪去正統地位（像基督教在西方社會那樣）；西漢董仲舒做的是為這個宗教作了理論上的闡發。他打的旗號是儒學，但他不是宗教革命或改革，他是為傳統宗教做理論。
與西方文明比較，董仲舒相當于做神學。也就是說，董仲舒的儒學是中國宗教的神學理論。中國社會傳統的信仰是天，或者說天命、天道、天理、天帝。掌教者是皇帝——因為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間的唯一代表。皇帝既是世俗權力的最高代表，即君主；又是天與人溝通的唯一中介，即教主。梵蒂岡教堂門口有兩個巨型塑像——彼得和保羅。盡管建立天主教保羅出力最大，但是進天國的鑰匙拿在彼得手里——他是耶穌親口任命的教主。這把鑰匙標志神與人溝通的途徑，是信仰對象的象征。
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全社會性的宗教活動是祭天大典。只有皇帝可以祭天。與基督教對比，皇帝不就是教主嗎？皇帝有宗教功能，有宗教地位，皇帝擔任著教主。對中國社會要有全新的認識：整個中國社會是個宗教國家。有些研究者認為這個全社會性質的宗教就是儒教。我認為還要研究、斟酌。
儒學對中國宗教很重要，但它還不是這個宗教，它是闡釋體系。用儒學為這個宗教冠名，好像還不夠大。這個宗教叫什么名稱？不知道。好像沒名稱。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人是有信仰的。我們這些中國人同樣有信仰——信的是天。孩子們遇到外國人問信仰是什么時，要理直氣壯地回答：我們的信仰是天、天道。
下面談哲學視角。哲學區別于實證科學在思辨性和純粹性。有人認為，儒學復興是歷史的倒退，是保守思想的崛起。我們認為這種評價是錯誤的。首先，不能說儒學是農業社會的；如果這樣，那西方思想豈不就是畜牧文明？以生產方式劃分文明是過時的思路，經驗主義的思路。亨廷頓以宗教劃分文明，跟湯因比一樣，比生產方式劃分好一點。
另外，軸心時代這個說法，講的人很多，我覺得軸心時代還不夠早。應該以語言來劃分，語言肯定比軸心時代要早。語言比農業、畜牧、狩獵都要早。而且語言和思想關系更密切。儒學不保守，主張與時俱進。我們的典籍《周易》，崇尚變化，充分領會世事的不確定。這樣看來，倒是西方思想保守——西方思想追求確定性，其源頭如巴門尼德的靜謐的存在。我們說僵化，說的都是受蘇俄文明的影響。我們本身傳統完全是與時俱進的。
復興中的儒學必須現代化，要與時俱進。當然不能離開經典，但是要重新解釋。同時，要恪守儒學的根本。一方面要現代化，一方面要堅守根本，堅守從古到今不變的東西。這些代表儒學的根本，我列出五項：天道，誠本，仁政，中和，大同。闡述這五項，屬于哲學的事情。這是中華民族基本的價值觀念。
目前傳播的價值觀念，把富強置于首位，作為綱領是妥當的。富強是中華民族的百年之夢，作為政治綱領，很得人心。但是，綱領歸綱領、核心價值歸價值觀念。天道是我們中華民族最核心的價值，是中國思想的最高概念，又是我們的信仰。而且是區別于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正教-蘇俄文明的根本所在。
三、應該充分發掘儒家宗教性對民間教化的意義
郭曉東教授：對本次座談會題目的理解，我認為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儒學/儒教的復興，第二個是兩個視角，即哲學和社會學的視角。
首先看儒學/教的復興。如果說20世紀儒學之花果飄零，是不爭的事實；那么，21世紀以來，儒學之一陽來復，也是不爭的事實。但嚴格上說，今天仍然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儒學復興。講儒學復興，需要兩個層面，一個是哲學或思想的層面，一個是社會學的層面。從哲學或思想的維度來講，嚴格意義上的儒學復興，中國歷史上只發生過兩次，一次是在漢代，另一次是在宋代。
在哲學或思想層面上談儒學的復興，必須在哲學思想上有重大突破。從社會層面來講，所謂儒學的復興必須要滿足兩個條件：1.整個社會對儒學有一個比較普遍的認同；2.儒學對社會起到積極的作用。就此來講，今天也還沒有完全達到。盡管今天的社會和一百年前，乃至和三十年前相比，對儒學已經有了很多新的認同，但如果做一個社會學的調查的話，整個社會對儒學持負面態度的人還是不少，整個社會對儒學的認同程度恐怕還遠遠不夠。儒學對當代社會能起到什么積極作用，仍然是現在必須努力的一個方向，精英層面和社會層面都是如此。所以從思想層面和社會層面來講，當代儒學只能說已經開始走上復興之路。
就哲學/社會維度來講，這兩個層面是相輔相成的。哲學的突破必然會引領時代精神的方向，同時必然會對解決時代的問題有所助益。反過來，一個社會對儒學的認同，在思想上對儒學的認同，也必然會某種層度上推動思想本身的突破。但是，在哲學/思想上的突破，顯然沒那么容易。就今天的儒學復興來講，固然期待哲學上能有所突破，更具有意義的恐怕還是得落實在社會層面，特別是當代的中國社會。
在這個意義上講，這次座談的題目中出現的“儒學／教”的提法就顯得意味深長，我想設定這個題目，本身一定有一個“教”的關懷。談到“教”的問題，儒家之學是不是宗教，這是最近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自從康有為主張孔教說，特別是任繼愈先生提出“儒教”說以來，學術界內部對儒學是不是宗教的討論一直是爭鋒相對的，火藥味十足。
不過，在我看來，我們首先要做的，與其是站在哪個立場，不如先把這個問題懸置，先看看中國古代怎么說，或者說先看一下“儒教”這個概念到底能不能成立。中國古代儒教這個概念出現得非常早，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就說，“魯人皆以儒教”，即魯國的人都以儒家學說來教化社會，這是目前最早看到的“儒教”一詞。在此之后，后世很多典籍里面這一詞也屢見不鮮。比如，《梁書·儒林傳》：“魏晉浮蕩，儒教漸歇”，即認為魏晉時期玄學占主流地位，儒家學說則慢慢式微。這里的“儒教”跟儒學基本上是同一個概念。
另外，唐代封演的《封氏聞見錄》中有一段文字，對研究“儒教”比較有參考價值：“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眾，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這里，道教和儒教被相提并論。這里的“教”字做動詞用，都是教化的意思。因此，儒教一詞，無論作名詞還是動詞，都沒有西方“宗教”一詞應該有的內涵。儒釋道三教的“教”字，在西方宗教學傳入之前，最基本的內涵都是作教化解。比如最早的儒佛之爭，佛教對自己的辯護，便是立足于佛教有益于教化。
之所以稱之為教，即是用佛的理論來教化我們這個社會。而所謂道教，也是以道的學說來教化社會。其實儒家學說，在古代也被有被稱為“道教”，比如，《牟子理惑論》，一本佛教的書，就稱儒家學說為“道教”，認為儒家是以道來教化。后世明太祖說儒釋道三教，一方面說儒家對社會有積極貢獻，同時又說仙佛兩教有暗助王綱的功能，都有對社會積極的教化意義，所以存在合理合法。
從先秦一直到明清，所謂的“教”，一直是教化的意義。然而，教化意義上的儒學，衡之以西方宗教學的概念，又具有某種西方“宗教”一詞所具有的內涵。儒教的“教”字有兩層內涵，一層是在人倫和道德意義上的教化，而另外一層，則可以認為是西方宗教學意義上的教化，如儒家對天道的信仰，再比如，儒家強調神道設教，認為鬼神之說，是用來教化老百姓的。《禮記》說“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荀子說“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這就是神道設教。
正因為以神道設教，儒家非常重視喪祭二禮。儒家文獻中，涉及喪禮和祭禮的極多。就此而論，我們可以認為“儒教”在概念上是成立的，因為這是本來就有的概念，同時它在內涵上和現代宗教學意義上的“儒教”也不算有太大的沖突。近幾十年來，另一個概念也經常被講到，因為很多人不愿意直接承認儒家是宗教，就說儒教具有宗教性，這一說法可能容易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儒學之所以有待復興，就在于前面所講的教化與宗教功能的缺失。
就教化而言，其主體有官方與民間兩方面。自從廢除科舉之后，官方作為教化主體的功能已大大弱化，所以說如何重新官方的教化功能是一大課題。就教化功能落實到民間而言，應該充分發掘儒家宗教性對民間教化的意義。然而，民間儒教化卻缺乏必須的載體，因此，如何恢復傳統祠堂與書院的功能，將成為當下儒學在民間復興的一大課題。
四、儒的復興是中華民族重建文化認同的過程
陳納教授：我主要講兩點。第一點，儒的傳統并沒有真正滅亡。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宗教文化傳統像孔儒傳統這樣被如此堅定、徹底地自我否定過。這種否定運動涉及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集中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層面。
然而，作為一個文化傳統，作為一種價值觀念和思想方法，儒并沒有真正死亡。比如，余英時20世紀40年代生活在鄉間，發現鄉間貼著“天地國親師”。是的，帝制被推翻了，君主不在了，于是將帝制時期的“天地君親師”稍微改變了一下，這能說孔儒傳統滅亡了嗎？
過去半個多世紀，儒作為一個傳統被否定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官方的意識形態。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歷史發展，認為儒是屬于過去的、舊的、農業社會的思想傳統，是落后的意識形態，把它否定了。然而，在文化層面上，在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方法上，孔儒傳統真的不存在了嗎？所以，從文化／宏觀來看，孔儒傳統被沒有被真正否掉。作為一個文化傳統，它是有延續性的；孔儒傳統是一個如此豐富的傳統，無論其優秀的還是不那么優秀的方面，都會以直接或間接的形式彌漫于中國社會文化并延續下去，不可能真的滅亡。
第二點，如何理解儒的復興？復興是過去幾十年來社會存在的現實，我想從文化認同或社會認同的角度來認識。大家都知道亨廷頓，他寫了《文明的沖突》，很有影響，之后他又寫了一本書，Who Are We?《我們是誰？》，講美國人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問題。中國人在100多年前問這個問題，答案非常明確，我們認同儒的傳統。我們的identity是與儒的傳統緊密結合在一起。
問題是，新文化運動以后，在民國，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對這個傳統采取一種徹底對立和否定的態度，所以這個認同就難以成立。如果倒退30年，問中國人，Who are we？你說你是誰？你怎么樣來定義，來認同？你具體認同什么？認同歷史唯物主義嗎？這很微妙。文化認同不光是一個簡單的標簽問題，它是一個文化身份的問題，是一個涉及文化積累的問題，包括特定群體成員的共同具有的一些價值、世界觀、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文革四十年以后，復興儒的傳統，也就是要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認同。這可以從好多方面來解釋。
首先，這是對文革的一個直接的反駁，reaction。時過境遷，當人們反思文革的時候，就會回歸我們的文化認同。從更為宏觀的的視角看，儒的復興也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回應。其次，儒的復興是中國人文化意識的覺醒。隨著改革開放，中國人走向世界，直接面臨著文化認同的問題。我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出去的。到了西方國家，你感受到中西方之間強烈的對比和差異。你的自我意識促使你問自己，Who are you?你是誰？在許多細微的地方，你會發現儒的文化傳統并沒有中斷，有形無形地體現在我們身上。包括我和美國教授的關系，和美國同學的關系，都在提醒我，我的identity，我的身份認同，文化認同，體現了儒的傳統。
回頭看一百年前對儒的徹底的否定，顯然走過頭了。否定的結果，使中國人失去了identity。如果把儒的傳統去掉，請問中國人是什么。儒的存在，在中國傳統文化里面，是與釋、道傳統不可同日而語的；我們說中華傳統是一個儒家的傳統，是典型的儒的文化，而不說是典型的佛的文化或典型的道的文化。
盡管佛和道是這個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中華文化的核心和主流還是儒。儒的復興之過程，是中華民族重建文化認同的過程，通過對一個被批駁、被壓制、被扼殺的傳統的重新審視，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在新的形勢／環境下，在全球化的時代，重塑中華認同的過程。
五、祠堂和祭祀構建了新的宗族共同體
問題1：請問如何看待地方儒學/儒家復興現象？
郭曉東教授：每個地方的儒學復興狀況，只有社會學家具體地去做了田野調查以后才能回答。一般來說，南方民間儒學復興勢頭是要比北方好。比如廣東的潮汕地區，民間儒學的復興通過重建祠堂、恢復祭祀而得以體現，依賴祭祀活動，祠堂將一地區同一宗族的人重新凝聚在一起，構建了新的宗族共同體。特別是城市祠堂的出現，是一個新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在都市中如何進行傳統儒學中的喪、祭兩禮。另外，福建民間儒教的發展勢頭也比較強，有許多值得考察與探究的地方。相比廣東福建等地方，北方儒學復興的情況相對較弱。至于海外儒學傳統的保存，則相對更好一點，比如南洋華僑，盡管是第二代，第三代，但是他們的家族傳統依然是保存的。
范麗珠教授：我補充一點。曾經看過一個紀錄片，一位藝術家談到49年前后從大陸跑到臺灣，春節的晚上，其父在家里搞了一個儀式，因為沒有辦法把家里的祖宗牌位帶過去，就把列祖列宗的名字寫在一張紙上。儒家的傳統并沒有死亡。在舊金山的唐人街上，也看到各種各樣的，吳氏宗祠，陳氏宗祠。
各地情況非常不一樣，比如南方各地不少宗祠恢復了，浙江南部一個縣，光陳氏宗祠到2006年就恢復了123座。北方大宗祠現象非常少見，另外一種形式則普遍存在，就是以神道設教。我們做田野調查的地方，把藺相如的信仰給恢復起來，其身上傳統的符號特別多，和諧的文化、家國情懷等，就通過神道設教的方式、借助民間宗教信仰的儀式得以恢復。各種現象都有，問題是怎么匯集到儒家/學/教上，把它當作一個旗號，是今天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
六、民間的儒家從來都是雜糅的
問題2：怎么界定“儒”？哲學層面和社會層面的互動怎么把握？
郭曉東教授：讀經的問題比較復雜。最早倡導的是臺灣的王財貴，算是儒門出身。這一運動發展到大陸，發生了一些變化。大陸讓孩子加入讀經運動的父母親的想法、心態也各不相同，很難定性，這一運動在中國大陸的發展目前看來似乎發生了一些問題，從而導至各界人士對它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我們在此不具體去說它。民間儒學在復興過程中，會雜揉一些其它的東西，這是很正常的一種現象。
在我看來，儒學在民間的復興過程不必要太過于追求儒家的純粹性。至少在明朝以來，儒學在民間的發展大體上都不走這種純粹性的道路，而更多的是主張三教合一。最為典型的，比如福建莆田的“三一教”。“三一教”的創教人林兆恩是正宗儒家弟子，王學傳人，但是他把儒家學說和釋老兩教，甚至和福建當地的民間信仰雜糅起來，從而貫儒釋道三教為一，故稱“三一教”。
這個宗教傳承了幾百年，現在還活著。不論是“三一教”，還是臺灣的一貫道，從民間層面來講，不應該避諱某些非儒家的因素。要讓普通老百姓能接受，民間的儒家從來都是雜糅的。未來中國民間儒教的發展，恐怕也還需要保持這樣的方式。過于追求精英層面的純粹性，對儒教在民間的傳播與發展不利。
陳納研究員：讀經也好，其它形式也好，儒的復興最終還是落實到更細小的層面，就是文化層面的東西。儒的傳統長期受到壓制，很多時候，有些傳統我們可能沒意識到就是儒的傳統，比如社會學做的研究，分析在美國的學校里面學生學習情況，把所有其它因素都控制了以后，華人子女學習普遍比較好，為什么？儒的傳統，重視學習。如果去讀《論語》，開篇就是“學而”。哈佛大學的漢學家施瓦茨（Benjamin Schwartz）寫過一本中國思想史，講儒的價值傳統，認為《論語》中的首要價值就是學習，learning。有好多[孔儒傳統的]東西，我們浸淫其中并從中受益，但并沒有意識到。
傳統落實到行動上，不一定是某本經書上的東西。重視教育的傳統，體現儒的價值，追溯起來有非常復雜的發展過程，首先是一個儒的傳統，孔夫子推行的東西，后來又有科舉制度的推動，早已滲透在我們的文化基因里。海外華人同樣繼承了這個傳統。在全世界范圍內，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和社會，教育普及程度最高。
七、文化的理念通過儀式來推廣并強化
問題3：我是孔門的后裔，對每年參加祭孔大典有些困惑，是否有些過于形式？儒學復興，當政者親近，這種社會形式是不是代表著儒學復興？
謝遐齡教授：復興，曉東用的過去分詞，我用的是現在分詞。儒學正在復興，目前處于初期階段。要追溯到熊十力，以他為標志，而不是以康有為為標志。要找一個五四運動以后的，而且要在東正教文明進來之后的時間節點。我的斷代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東正教、列斯主義是這個時候進來的。我講的儒學復興，斷代非常清晰，不包括社會上種種傳統文化的復興。這個燎原之火有各種起源，各種要素都有，但不是我理解的儒學。
我講的儒學，是過去對國家意識形態的闡述體系，是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治理理論，以及神學的綜合性體系。具體到你的問題，這種儒學的要素不可能不用，不用它，就無法取得成功。我講的儒學比較狹窄，指的是那個闡述體系。建議把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好好討論。這本書講到了神道設教很多詳細的描寫。有一定的系統性。民間做祭孔大典意義是為將來官方做作鋪墊；一旦官方決定舉行祭孔大典，那就有重大歷史意義。何時封個衍圣公，那是真正重大的歷史時刻。
陳納研究員：可以從兩個意義上來說，一個是儀式本身，一個是文化的延續和發展。問題涉及到很多方面，有理念上的，有儀式上的。文化的理念通過儀式來推廣并強化。文化怎么傳承？通過經典、儀式、節日等。官方對待傳統的態度有時候是直接明了，有時候是間接的。大約6年前，我們恢復了清明，端午和中秋，作為全國性的節日，這實際上就是在恢復儒的傳統。從家族的意義上說，孔門家族，通過特定的儀式，能夠感受到凝聚力，使很多不聯系的人聯系上了，儀式使得人們有更強烈的認同感。我相信，多數孔門后裔還在按著輩分的秩序給孩子起名字。通過特定的制度和儀式，新生代會回歸到家族的譜系上去。祭孔大典是一個非常繁瑣的儀式，需要適當地改革。
范麗珠教授：從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角度看，儀式是特別重要的。很多的文化里頭，必須得有儀式，特別是宗教儀式。對知識分子來說會覺得特別繁瑣，對普通人來說，就是一個群體歸屬的表現。特別想說猶太人的例子，離散了幾千年，現在還是一個群體，對世界科技／文明都有那么大的貢獻，群體本身的凝聚力就在于他特殊的儀式。儀式也許是宗教性的，也許是非宗教性的，比如立冬的時候要包餃子，民間普遍在做，就是把傳統留下去。這是猶太人特別了不起的地方，在歐洲那么多的國家，說不同的語言，過去100多年又把這希伯來語恢復起來了。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一個文化，無論在什么地方，通過共同的儀式，共同做的那些做法。知識分子總想去簡化儀式，但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更重要。
謝遐齡教授：孔子這個符號，黨中央是很重視的，在全世界廣設孔子學院，傳播中國文化。為什么不辦馬克思學院呢？總不能拿德國人的符號來作中華文明的代表吧。選來選去還得用孔子這個符號。孔子是中華文明不可替代的符號。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困難，當代精神支柱缺少儀式的支撐。現在搞得最重大的儀式是閱兵，但是這種儀式支撐的不是一個精神性的東西。
陳納研究員：改革傳統儀式，如今的復興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祭孔，文革期間被禁掉，后來在曲阜孔氏家族內部有小規模的儀式，現在實際上國家每年都介入了，有政治局委員參加。恢復祭孔有一個過程，一開始是孔家，后來有曲阜地方政府介入，再后來是省政府，最后是國家。地方性的祭孔是一個機會，可以介入，總得有人站出來，爭取達成共識，對傳統儀式做一些適當的調整和改革。很微妙，很復雜。因為它中斷了，再復興，就是一個變革制度的好機會。
八、“和而不同”是經過時間考驗出來的價值
問題4：儒的文化和少數民族的關系是怎樣的？
陳納研究員：你提的問題，如果扯大一點就屬于建立民族國家的問題，涉及不同族群文化之間關系的問題。傳統上是這樣的，有語言的群體，有宗教的群體，以及其它的，以族群文化（ethnicity）劃分的群體。這些是西方最初建立民族國家的時候依據的主要因素。德國、意大利等都是歐洲宗教改革以后逐步形成的所謂民族國家。中國的情況不一樣，中國是有著幾千年所謂“state傳統”的國家。用黃仁宇的說法，“中國早熟”，那是把西方傳統作為衡量標準來看的。
中國有不一樣的傳統，從秦漢開始就建立了大一統的國家。現在很多人借用外國的所謂nation-state理論來分析中國，實際上是有問題的。中國有自己的傳統，而且是延續下來的傳統，包含著多民族（或不同族群）共存的問題。最近幾年，有些學者強調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其實不單是思想，更是經過時間考驗出來的價值。“和而不同”的價值在中國幾千年來不同族群共存的歷史中得到了考驗，當然不同族群之間也有沖突，但并沒有形成像歐洲那樣的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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