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中國文化史觀述評
發表時間：2020-06-26 21:04:03 作者：朱康有 杜芳芳 來源：《北方工業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
【摘要】秦漢以后的中國歷史并不能完全用“專制”概括其政治制度。皇權和相權有一定分工，且受到種種明確制度的規范。民族、宗教、文化在國家內部不斷融合、混化，凝成一整體，結成大一統歷史；文化教育日益進步，社會趨于平民化，和平的人生、藝術的人生在整體的宇宙觀指導下趨于圓滿。未來中國文化之發展，既可融進西方科學文明，又不丟掉自己的歷史傳統，尤其是制度文化必“自根自生”才有生命力。
在“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中，“歷史觀”具有特殊的意義。由于任何觀念的形成都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因此“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其實體現著一定的“歷史觀”。從何角度敘說歷史，從歷史長河抉擇的“材料”組合中得出什么樣的結論，直接影響著一代代人歷史觀的認知和定型。模式化的“錯誤”或“偏見”一旦扎根，作為人們頭腦固化的框架，將極其難以修正。拿對中國歷史的評價來說，近現代多把秦以后的政治制度認定為“專制”，似乎已經成為“共識”。著名史學家錢穆在1940年代著寫的《中國文化史導論》等文，一再反對以“專制”抹殺中國歷史的觀點，建構起我多民族國家融合、社會思想混化的整體文化史觀，于今不無啟發和借鑒價值。
一、“專制”政治觀辨說
“專制”幾乎為當今學界概括中國秦漢后政治史的共識，并成為人們認知傳統文化不自覺的背景和底色。錢穆卻認為，把秦漢以來的中國政治制度都看作是皇帝專制，這與歷史事實其實是不相符合的；權力由皇帝一人獨裁，這種觀點用來概括明清兩代還說得過去。
“傳統政治非專制論是錢穆畢生堅持的觀點。”辛亥革命前后，出于推翻滿清統治者的宣傳需要，將秦以后的政治制度，用“專制黑暗”四個字全部抹殺掉。結果是推翻了滿清政權，連帶把中國的所有歷史文化也一同打倒了。當時的人一提起清代朝政的制度，便誤以為就代表了秦以來的中國所有舊傳統；且認為這一制度總體上就是帝王專制。于是，因為對滿清政權的抵觸情緒，人們進而對中國歷史上的一切傳統政治都加以反對，并波及到對全部歷史傳統文化均持消極態度。但如若推翻全部傳統文化，民眾對國家以往幾千年的歷史就會失去禮敬的態度、自信的心理。
中國傳統政治本不全由皇帝一人專制，也不能說國人絕無法制觀念。在歷史上，我們也有制度規范，同時還有法律約束，并非完全由皇帝個人的意志來全權處理和最終決定一切。自從唐代杜佑著《通典》之后，記載歷代政治制度，有租稅、兵役、考試監察等，哪一個沒有明確制度之規定，何曾均由皇帝一人去專斷？一些學者也承認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受諸如法律、官僚體系、傳統、言官的諫議、士人的輿論以及皇帝內心對王朝覆亡的戒懼等因素的約束”。不過，即使定下了很多法制措施，往往有時卻不嚴格遵守，這也是歷史事實；此外，歷史上朝政一向似乎看重不成文法，遇到最緊要關頭，反而沒有明確、嚴格之規范，靈活性又大于了原則性。
嚴格地說，中國歷史要到秦漢，才正式開始有統一的政府體制。當時政府責權的劃界，有皇室與政府、中央與地方的區分。僅從中央層面看，“皇帝是國家的惟一領袖，而實際政權則不在皇室而在政府”。皇帝名義上是國家最高領導，象征著國家統一；而實際上宰相才是政府的真正領袖，在政治上負有絕大部分實質責任。“皇帝不經選舉，只有世襲，可免紛爭。但世襲未必皆賢，于是政治實權則交之丞相。丞相始為政府之實際領袖與實際負責人，丞相不世襲，可以任賢用能，而丞相更迭，亦無害于王統之一系相傳。”皇帝只是虛權，政治上最尊的一位，不搖不動，而丞相則操握政治上的最高權。只求丞相無不賢，則王統自可相傳。皇帝許多權利的實施要通過相權（有所謂“三省六部”），因此受到了很大制約。漢代、唐代、宋代諸時期，中央政府層面上皇權和相權是有區分的，其間組織和權力之比重雖然不盡相同，但也不是一切都由皇帝說了算。比如皇帝下令用的“詔敕”，不經三省官員則不能自行任命，限制很是嚴格。這在歷史上許多時候就是作為一種制度來遵循的。
到明代，中國傳統政治有一重大改變，即是廢止宰相，政府經過這樣的改變，一切大權就基本上集中到皇帝手中。雖說如此，終究還是有些歷史舊傳統的沿襲，也并非全由皇帝乾綱獨斷。凡重大政事、重要人事的取旨定奪，仍經廷議、廷推、廷鞫，共相計議，以至衡量妥當。到了清代，滿族統治者出于“部族政權”的私心，權力分配以本族為核心，極少任用他族人才，在政治上難有制度建樹，頂多只能算是權術。
從歷史上看，中央政府的發展自秦漢后總體上有逐步集權的傾向。從某一方面講，這是好的傾向：一個大國應該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作為核心。但逐步集權的結果，就可能使地方政治作為一天天地衰落下去，不見起色；如何既能使國家保持統一、完整，但權力又不要太倒向集中于中央層面，多注意改進地方政治、治理，確值得后人去努力去完善。
由于在社會上起顯著作用的政治意識形態影響和制約文化的發展狀況，所以建立在一定思想文化基礎上的傳統政治評價如果扭轉不了整體上“否定”的色調，我們對中華文化的正面認知（比如“優秀”）就很難確立起來，文化自信更是難以真正在內心奠定。錢穆關于中國傳統政治空谷回響的絕音，背后亦隱藏著為思想觀念形態的文化“正名”，因為轉化為制度若無效益，就很難說一種抽象的理念之成功。
二、民族觀、宗教觀、國家觀在文化中的融合與混化
“專制”的歷史觀極易把社會人為地割裂開來，造成內部之解體。事實是，秦漢以后多民族國家在進步中的不斷摶合、壯大，并最終形成穩固的大一統形態，支撐了中國傳統政治的發展與演變。總體上講，在中國文化史上，更多的是“只見有‘吸收、融合、擴大’，不見有‘分裂、斗爭、消滅’”。“民族”、“宗教”與“國家”——這三項觀念之間互相關聯，共通融成一整體，從而始終成為中國古代文化之主要泉源。
中國國家是向心凝結的，其文化延展常由大處落墨，先布置了一個大的局面，然后再逐步融凝固結，向內充實。“民族”與“國家”在我歷史上早已“融凝為一”：“民族融合”的過程即是“國家凝成”的過程，反過來“國家凝成”的進展亦正為“民族融合”的深化，且在先秦時代已臻完善并調和一致。各地相互間的許多支脈和不同的族系在一種人文同化之趨向引領下，很早也就能形成為一個大民族，即后代所謂中國民族之主干、正統——華夏民族。諸夏與四夷的區分，其標準主要不是什么“血統”觀念，而是“文化”的進步與落后，有所謂普遍認同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觀念。“只有文化高低，沒有血統異同”，像女真、蒙古、滿洲等少數民族，最多不到三百年的時間，或則全部為中原文化所同化，或則部分的消融在中華民族的大爐里，不再有其自身特殊性的存在。如果我們在歷史上不能建立一種正確、包容、先進的民族觀，而以狹義的血統來看待和處理各民族的問題，那么“民族融和”就不是很容易能夠完成，國家凝成和一體化也很難去實現。秦、漢之后，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我國內部便很少有嚴格的民族界線之限定。每一部族都成為炎黃子孫，這正是古人心目中民族觀之正確反映。在幾百年的周王朝統治時期，能夠做到主要不用國家機器的軍事強制力量，單單依賴松散且自由的禮節，就使那時的各諸侯國民族日趨融合，人文思想觀念益趨同質，王朝的向心力亦日趨凝定穩固——這便是我國傳統的“禮治”精神在起絕大作用。秦漢時代，自身又有一種改進，漸由封建式的統一轉變而成“郡縣式的統一”，使國家統一的性質與功能益增完密與強固。文化上的大趨向，與先秦相比，根本上并無大的變化。一些少數民族的逐次加入，如同以許多小支流浸灌進入一條大河中，“不久即全部混化而失其存在了”。之后的中國歷史文化，便在此民族和國家的兩大綱領下演進、升華。
在中國文化觀里，常常把民族觀念消釋到人類觀念中，也經常將國家觀念融消于天下或世界觀念內。把民族、國家看作是一個文化機體的存在形式，并不抱著狹義的民族觀、國家觀。因此，這兩者如影隨形，之間有很緊密的關系。在古人眼中，整個中國就是全部的世界、混沌的天下，中國人就是整個世界中的人類群體。“王天下”，實際上就等于現代人去創建一個聯合的世界政府。“民族”與“國家”，二者的內涵與“人類”與“世界”的意義沒有什么不同。在古人心目中，常常把“天下觀念”放在國家觀念之上：常常祈愿能彌合國家之疆界，“替天行道”，以道蒞天下，使天下都得到太平；國家不是最高最后的理想境地，這在很早已成為基本的文化觀念。“人類主義”（亦即“人文主義”或“世界主義”）占主導地位，顯現在外的是，這種文化觀并不只欲求單獨一個國家的發展，也不欲求步步向外擴張勢力范圍，惟其有如此之志，推展才能可大可久。歷史上我傳統對外政策，主要常在和平與融洽的目標，而不在武力之擴張；求大同文化世界理想之實現，不在偏狹的帝國主義之擴充。不過，這種文化觀在宋明以下出了毛病，恰恰正是在常誤認為中國早已是一個“天下”這一點上抱殘守缺，不免忽略了國外情勢在近代的突飛猛進，因而和現實的世界相脫節，不免吃大虧。
中國人理想的和平文化，從內部講，政治、社會種種制度，為人生鋪墊出一個共同的大框架；而文學、藝術的種種創造，則乃深具個性而深一層的流露。秦漢以后，政府由國家大學校教育及法定考選下的人才來充任，從而完成了史上“文治政府”（“士人政府”）——“文治思想的統一政府”之出現。這是傳統觀念中“理想政府”之實現，為中國文化史上一大成功。全國各地的優秀人才，由此制度不斷地被選拔到中央，政治上能夠持續新陳代謝，維持文化上的平民精神，向心凝結，始能造成較為平等的社會與統一國家之局面。“錢穆的賢能政治學對中國當代政治學及政治制度研究產生了某種典范影響”。由（秦以前）貴族時代傳統過渡到（秦以后）平民時代精神，只見其為一種深化和演進，少有雙方激烈斗爭與嚴酷抗革的跡象。古代貴族、平民兩社會的勢力消漲，并非僅是一個純粹經濟的或政治的斗爭過程，在其后面尚有更深厚的哲學或可說是宗教人生理論與觀念為指導。“王權代替神權”，再以“師權來規范君權”，這一過程最看重的是學校與教育普及的效應。師道與君道若能合一，那么“道”與“治”便可合一。君師合一，為道行在上，乃治世表征；君師分離，為道隱在下，顯現為亂世。在社會上，一個做大官的家庭，不免三四代后便中落不起；考試制度，卻永遠開放，允許各方面的人才盡量通過競爭向上拓展空間——讀書人數量越增越多，愈推愈廣，士人階層擴大——文化教育、文學藝術上能夠不斷得到進步，精神魂靈提升，是否可以說：這是一種比較更合乎人性、更近乎理想狀態的社會呢？清人編纂的《全唐詩》有900卷，共錄載48900余首詩，詩歌作者竟達到了2200多，背后最主要精神在其完全以平民風格與形式，歌詠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種種色彩情調與精神境界。清人編集的《全唐文》有1000卷，總共錄文18488篇，作者達到驚人的3042人，中間雖夾有不少在今天看來是非純文學的作品，但描寫平民社會人生日常的散體文卻日漸見其成熟而龐雜。“詩、文、字、畫四項，全要到唐代，才完全成其為平民社會和日常人生的文學和藝術”，這自然表征我文化史上的顯著進步。
孔子的教育與思想，乃為社會人生之最大信仰與歸趨。唐代之后，“佛教也到底與儒教思想相合流、相混化”。在這種文化觀念熏陶下，中國的宗教表現為一種渾全的“大群教”，并非個別的“小我教”。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很富于現實性，但此所謂現實，并非眼光短淺、興味狹窄，僅僅限于塵俗的現狀生活之謂；中國人的現實，只是“渾全一整體”，把“宇宙”與“人生”融成一片，無所謂“出世與入世”之區分、“超越與塵世”之界限，人生觀根本便是一個渾全的宇宙觀。而人生的態度與情趣，常反向內看——把一切東西都融在自我世界的擴展中，這樣漸成為與自我一體的渾然存在形式。“小我”與“大自然”混然一體，融合而渾化，像同心圓一樣，一層一層擴大，一層一層生長，又一層一層圓成，此身與家、國、天下并不構成對立。毋寧說，這是一種基于典型復雜巨系統思維的文化史觀。
三、中國古代文化演變的邏輯進路及前景展望
上述我們從橫斷面論述了中國文化形成的空間格局，這一整體的文化史觀在歷史上是如何邏輯展開的？它的未來發展前景如何？
實質上，錢穆的文化史觀極類似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合乎邏輯的發展。他認為，秦漢時代，中國文化完成了第一階段：政治社會方面及人事制度之確立；隋唐時代，發展并完成第二階段：文學藝術等人文創造之奠定。漢代對于政治、社會的各種規劃，唐朝對于文學、藝術的種種開拓，實在為我文化史上兩大基本骨干之完善；后期的延續，均在這兩大基本骨干上支撐起來。這一進展，從先秦算起，大體上是一個宗教政治化、政治倫理化、倫理藝術化或文學化、藝術或文學人生化的過程。政治、社會的體制建立與完善，使人生的共通部分即外在大環境得到了安定；而文學、藝術的教化與陶冶，則滿足了人生個我獨特部分的精神需要。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在民族和國家的發育中，文化的觀念上層建筑和政治上層建筑得以系統地架構起來。后人常常以漢、唐并稱，這是一個主要的意義所在。今后中國社會的向前邁進，恐依然脫不掉漢唐的規模和局面：如政治具有高度一統性、社會具有廣泛的平等性、人生具有充沛的文化修養。我們在歷史上采取重農抑商政策，不使社會貧富分化過度，因此始終沒有產生過典型的農奴制度，也沒有發展出典型的資本主義。而是追求在有限度的較為平等的經濟生活之上，著力來建造更高層次的文化人生。如果按照中國文化這一自然趨向并繼續向前發展，且沒有外力阻抑摧殘，很顯然，其前程將不會有崇尚權力的獨裁與專制政府，也不會出現資本主義經濟帶來的畸形發展狀況。不過，我們現在發展市場經濟，融進全球進程，變數一定會增加不少。
《中國文化史導論》“雖是中國文化史，但很重視中西對比”。錢穆認為，人類文化發展有五個階段：宗教與哲學時期、政治與經濟時期、文學與藝術時期、科學與工業時期、天下太平與世界大同時期。中國文化史的第四期正在開始。在此階段，應當恢復固有的優秀道德文化，并使社會發揮出現代力量的功效，努力發展工業以“盡物之性”（同時不能忽略了“盡人之性”）。晚晴末葉，中國士大夫潛心于西方理化制造之學，無可非議，但一味向西方世界五體投地、傾倒備至就有問題。有些人說我們傳統文化里沒有安置科學的地位，這并不合乎歷史情實。中國文化本身自有一套特殊性的科學，只不過不能如西方般的科學樣式和途徑同等發展，最多亦只是不易自發生出如西方般的近代科學來。中國文化一向偏重在人文科學。如果我們認為人文科學演進后可以利用自然科學，甚至能夠駕馭自然科學，那么中國傳統文化是可以容得進近代西方科學文明的。不僅可以把它容受進來，應該進而還能融化、能開新。之后，即使科學得到充分發展，依然還要在傳統文化的使命里盡其責任，使之正向有益。只要政治有辦法、社會有秩序，把人生先安頓好，西方科學文明的廣泛滲透及應用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做到政治清明、社會公道，那就必從我們自己內部做起，這些不能專去向外國人學，他們的東西可以參鑒而不能直接移植過來。我們文化中的缺陷，還是要通過整合我們自己內部的力量來補救；西方科學固然要努力汲取學習，“可不要妨害我們自己原有的生機，不要折損了我們自己原有的活力”。拿我們今天的話來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立足點，其他國家的文化再怎么好，也只能是汲取和借鑒，而無法整體搬移過來為我所用。
人類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總括匯合起來，可叫物質的、思想的文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各種樣式的生活，在綿延不斷的歷史演進中，亦成所謂的“文化”傳統。因此，文化實質就是每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命”和“靈魂”。如果某個國家、某個民族沒有了自身的文化，那就等于沒有了自身的生命。換言之，凡文化，一定有傳統的歷史生發過程和意義。但文化的發展要靠制度保障。同時，廣義的文化中包含著制度文化。那么，制度又是什么？通俗講，就是人們“定一長期性選擇之標準”。而政治制度的成長，必然是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制度可以從國外搬過來，也一定是先與其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有一番融合和媾通，才能發揮出真實相當的功效；否則，沒有生命力的政治、沒有與之配合的制度，決不能長成參天大樹。試問一下，哪有無傳統因襲的政治、無歷史沿革的制度，能真正建得起來并可行穩致遠？當然，每一制度之后面，也必有其所以然的觀念和理論；制度與思想文化實為一體兩面。某項理論乃某項制度的精神生命，社會變化又為某項制度的現實血液營養：二者是缺一不可的。總之，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發展規模和相應的體制，特別是其立國精神與傳統歷史無法改變，也不能隨便亂動。不管時代如何變化，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即此制度用意的主要原則仍可不變。即使更變某項制度，也該有一可變的界度，總不能隨心所欲去變。值得注意的是，應在變動中找尋出不變的本源，這便是我們常說的所謂歷史文化傳統吧。今天，“文化制度”已經進入主流意識形態，錢穆關于文化與制度之間的關系為我們探討這一問題提供了文化史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