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我國，現代醫學與傳統中醫學是維系人民健康的兩大醫學體系。總體而言，現代醫學與當代科學緊密結合，具有鮮明的科技屬性；傳統中醫學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緊密相連，似乎具有更多的文化屬性。正因為中西醫學各自呈現出不同的文化屬性，在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之爭中，質疑、否定中醫學的聲音一直不斷，中醫學走過了艱難的百年歷程。在近百年，中醫學雖然在困境中堅持下來，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總體上處于弱勢、守勢，甚至是頹勢。與西醫比較，中醫在規模、技術裝備、接受人群等方面差距甚大。

造成此種局面的原因是很復雜的，但其中文化的變遷、思想觀念的變化是影響人們接受、認同中醫學的重要原因。近年來，隨著國學的升溫，中醫學也漸漸為更多的國人所認可與喜愛，民間中醫熱興起，養生受到大眾的追捧。這一切都為中醫學的振興發展提供了契機。特別是在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中，中醫藥更是展現了其獨特的抗疫效果。

一方面，中醫學受到民間乃至國家層面的重視，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固然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從思想文化、哲學思維方式等方面對中醫學的本質、特征作出深刻的反思，使人們能夠更準確地理解中醫學，為中醫學發展提供更現實可能的路徑。與西醫學相比，中醫學具有更鮮明的文化屬性。中醫學自形成理論體系的《黃帝內經》以來，就與古代哲學自然觀水乳交融，《黃帝內經》中就浸透著老莊道家、儒家易學的深厚底蘊，散發著諸子百家的豐富信息。

及至中國古代哲學高度發展的宋元明時代，中醫學更是為當時的社會精英所眷顧，宋代多位帝王重視醫學，宋徽宗甚至親撰《圣濟經》，敕令群臣編撰《圣濟總錄》，以惠濟蒼生。宋以后的中醫形成了普通醫家之外的儒醫、道醫兩大文化醫派，對中醫學理論的發展極具促進作用。自藥王孫思邈倡“不知易不足以為太醫”以來，歷代著名醫家都非常重視儒道之學對中醫學的輔助作用。

劉完素云:“易教體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綱五常，醫教要乎五運六氣。其門三，其道一。”（《素問玄機原病式》）朱丹溪認為，《素問》載道之書也，非吾儒不能讀。李時珍的《本草綱目》 被看作“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可以說，自古以來，中醫學就與儒學、道學、易學密不可分，接受其濡養，著名醫家同時也多是造詣頗深的哲學家。由此而不斷推動中醫學向前發展。

本書嘗試從宋明理學與中醫學關系亦即哲學與醫學關系的角度來理解中醫學及其理論的發展變化。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把易學思維引入中醫學，以易理解醫理，開理學與醫學結合之先河。這是宋明理學影響中醫學的第一階段。朱丹溪是朱熹四傳弟子許謙之徒，集理學家與醫學家于一身，是宋明理學與中醫學關系史上的關鍵人物。朱丹溪把周敦頤太極論和朱熹理學以及張載氣學的思想比較全面、系統地引入醫學，創新了醫學理論，成為引理學入醫學的第一人。

進入明代，理學與醫學的互動向著更深入、實質的方向發展，出現了很多理學與醫學兼通的儒家和醫家。其中，在理論方面做出創造性貢獻的是孫一奎、趙獻可和張介賓。他們把理學自然哲學的核心概念———太極，引入中醫學而發展出太極命門理論。到張介賓提出“太極三說”，標志著理學與中醫學互動的邏輯終結。

中醫學理論的發展受制于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哲學對其產生深刻影響。宋明理學的誕生和發展促進了后期中醫學的發展，直接引發了后期中醫理論某種程度的嬗變。理學的主要觀念和觀點，如太極論、格物致知論、理（德）欲論、先天后天論都為中醫學所吸收，成為后期中醫理論體系中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內容，如受啟于太極論而創造的命門太極論。

同時，明清醫家對無形的三焦及相火的重視與其倡導命門太極說有密切聯系。理學的太極觀念引入中醫學是由朱丹溪開始到張景岳而完成的一個辯證發展過程。其標志性的成果在于張景岳“太極三說”的提出。這也是宋明理學與中醫學理論有機融合的完成和標志。此后，中醫學與理學的結合都是在此基礎上的深化和發展。
 

黃海不孤儒　姚春鵬 

辛丑五月于曲阜師范大學日照校區靜遠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