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起了2000年與東吳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林繼平先生結緣的情形。當時在人民大學讀博的我，召集中國哲學方向的博士生，聆聽林先生講解陽明學奧義。第二年林先生回臺后根據我等整理的錄音稿，在蘭臺出版社印出《王學探微十講》。受林先生影響，我博士論文作《李二曲心性實學研究》，首提“心性實學”一語，不能不說與陽明學淵源頗深。近年來，陽明學成為國學普及中的顯學，“心學”“知行合一”甚至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常用語。我亦曾通讀陽明全集，粗淺梳理其后學，但對陽明學的發展歷程并不十分清晰，翻閱社會上的一些傳記和演義，常常陷入治絲益棼的境地。《十講》篇幅不大（版面字數僅17萬），思想表達、條理線索非常簡潔，這方面讓我十分解渴。

   如《十講》“后記”所言，這本小書是廣播講稿改成的，聽眾是一般人，所以盡量做到了口語化，把事說得平易近人。有時不得不引用原文，也要選明白易曉的。全書沒有做煩瑣的注解，亦少引證時下學者的說法，顯得十分清爽，極有利于大眾閱讀。作為普及讀物，作者力求將陽明學還原于生活實踐，認為“陽明學其實很簡單”，“說白了就是一種簡單的做人哲學”。他奮勁為普通人打開一扇通往修養堂奧的入門，讓我們“見證了一個具有實踐能力的知識分子，即使身為地方官，在亂世中仍能有所作為”（楊渡序言）的儒者形象。

   周先生說，他自己受的學術訓練，不容許在沒有根據的情形下“杜撰”一個“新”的陽明，因此受限于材料不容易探到陽明人格的“縱深”。這既是謙辭，同時又反映了做學問嚴謹的一面。周先生是文學博士、中文系教授，在《十講》中卻很少發揮文學構詞的想象力，表現更多的是史家的求真精神。搜“廣”才能索其“精”。從周先生對歷史上最著名的對陽明學的評斷論述中，端可顯示出這一深度。正面的評價如黃宗羲在《姚江學案序》中說，“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圣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這使得中國傳統最高的理想“做圣人”，不僅限于讀書人，更向大眾邁進了一大步，連一般人都可以做到。這是陽明學高邁的精神，也是他對中國思想界的巨大貢獻。反面的評價如顧炎武、王夫之甚至把明亡的責任推到陽明與陽明后學上，這就大有問題了。良知心學，為理學注入新的源頭活水，這是有很大貢獻的；以事功論，陽明一生評定三個國家級的亂事，功業彪炳，豈如一般讀書人只在書室徒呼救國而已？如以知識界輕視聞見之知來指責王陽明，還可以說有些道理，但以明代亡國之責（大部分應是政治、軍事或經濟上的原因）追究陽明，其實完全是找錯了對象。陽明平亂之后，會在當地立社學、興書院，用教化與組織（新設與調整地方行政的縣、巡檢司等）來改變原本落后的社會，這就使得平亂不只停留在軍事階段。化民施教，使民眾知禮守法，即深深影響到一地的長治久安，而不求治理的表面成績——這是之前名將也好、地方官員也好，未能做到的事。對陽明的致知格物說、“心即理”、“四有”“四無”等關涉心性幽微諸論，周先生的評價不限于古論，精辨區分，持正中議，體現了大家般平實深厚的學養。

   周先生認為，研究一個人，還需要一些“私”領域的資料，譬如他生活上的偏好、飲食起居的習慣，以及人際關系或與人相處的細節等，就算是缺點，也是很重要的；一個人的光明，往往得靠他身后的陰影來襯托，所以陰影是重要的。如此，敘述出來的傳記，才是一個活生生的高矮胖瘦、會思考、有行動的人，而非一個薄薄的抽象的“紙片人”。我們看到，一些推重“心學”者，往往筆下顯露出來的陽明形象高岸、雄偉，普通人仰慕得難以企及。就連親炙弟子錢德洪也這樣想，“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陽明卻駁說“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周先生在書中極力把陽明作為普通人獨特性的一面、在別人看來似乎是“不可理喻”的方面寫活了。《年譜》形容陽明自小個性“豪邁不羈”，既可理解為自由奔放，又可理解為不受約束、任性而行。在評定宸濠之亂后，武宗親征，陽明公然不顧皇帝顏面，不愿配合演出荒誕的鬧劇，毅然將虜獲的宸濠交給宦官頭目張水之后便匆匆離職。和大弟子相聚，竟說出“我今才做得個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這席話，頗有你說我狂，我便狂給你看，語氣倔強得像一個賭氣的孩子。陽明寫《朱子晚年定論》，羅欽順指陳其所引朱子之話不見得皆出自晚年，一般學者順勢更正可也，但陽明也知道自己考證不周，卻不去更改，強作“雖不必盡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的辯解。這些偶爾呈現的“意氣”，顯得更為鮮活，更具有生存感與說服力，思想便是非分明而又堅強有力了。“夫學貴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未及孔子乎！求之心而是也，雖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羅整庵少宰書》里這段精彩文字，充分代表了陽明對學術的真誠及生命中極具爆發力的血性。正如周先生書中指出的，陽明對學生的影響與感格，不光在學術層面，更在于整體的人生。

   陽明講學愛說“愚夫愚婦”“匹夫匹婦”，高深的心學尋常男女也可入門，一般平民經過努力也可以成就圣人。這是有理論根據的，就在于要從“良知”的第一念入手而行。基礎的判準點在心，而不在外“理”——“理”是圣賢做主，心是我做主；真正的“理”源于“心”，故陽明主張“心即理”。良知心學一開始確實顯得明快有力，可以說直截又根本，給長久以來籠罩在迷霧中的心性之學，注入了一種嶄新詮釋力量。陽明并沒有興趣引領群眾運動，但他的良知學，確實在民間引起了巨大的波瀾，在社會上所形成的作用遠盛于官方的學術。它孕育出了一個特殊的門派：泰州學派。該派人物有鹽丁、樵夫、陶匠等，普遍出身于較低下的階層。這些人對陽明的良知學感興趣，即便一知半解，卻行動很快，二話不說就把良知“致”了起來，并且又照“知行合一”那一套“行”了起來。他們把本屬于學術領域的東西，拿到社會上“使用”起來了。陽明本人就說過，“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本意也有把良知推向社會的傾向。“良知說”讓所有的人都“重拾”做人的信心，不受地位或知識之所限，只要努力，沒人能阻擋你成為圣賢。它為下層民眾設想，強調“自我”的革命性作用，是一種平等的含有覺醒意味的心靈活動。

   陽明學的主要觀點以及后來的發展流變、在東亞的傳播及其影響，書中皆有鉤玄勒要的講解，通俗易懂，脈絡清晰，引人入勝。聽張彥武君介紹說，周先生20世紀80年代就募了大筆款捐贈支持大陸經濟文化發展，拳拳愛國之心讓人感動。這使得我除了對周老師的學問敬仰之外，更加重了一份對他人格、品質的敬重。

*本文載《寧波日報》陽明誕辰550周年特刊2022年10月11日， 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