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來

潘富恩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學生們寫的悼念文章，在兩天之內，在網上迅速傳播開來。這引起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意識到潘富恩先生是我國中國哲學史學科領域培養學生最多、教育成就最大的博士生導師之一。最近幾年過世的本學科的前輩學者，無論北京和上海，都沒有他在這方面的成就突出。這在復旦大學哲學院發布的《潘富恩先生生平》中，也被突出地做了陳述，說他“非常留心研究生的培養工作”，“曾是培養中國哲學博士生最多的導師，桃李滿天下，為中國哲學學科的發展貢獻了大批后備人才”。我在這里要補充的是，這些“后備人才”，其中不少已經是本學科的有影響的杰出學者，在全國本領域中與他年輩相近的學者中，有如此的教育成就，恐怕是僅見的。僅此一條，就足以使我們向他致敬！

《生平》中還提到，他“由張岱年先生指定為北大第一批文科博士的評審委員”，這就涉及到我自己了，這也是我必須寫這篇小文的原因。因為我就是北大第一批文科博士，也是全國首位哲學博士。1985年4月，我的博士論文發送給全國二十幾位學者評審，潘富恩先生正是其中之一。潘先生自己也曾說：“早在1985年之初，承蒙張師岱年先生不棄，指定我為陳來先生博士學位論文的同行評議人之一”，“該博士論文是作者的成名作，使他成為近20年來朱子學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這件事也提醒我，潘先生是張岱年先生50年代在北大指導的學者，在師門的譜系中，是張先生從清華轉到北大后學生中不可忽視的一位。

我也是在這一年（1985）的8月認識了潘富恩先生。這一年，日本筑波大學的高橋進教授主辦退溪學國際會議，國內共有十幾位學者應邀參加，其中教育部的學者由潘富恩先生帶隊。所以臨行前教育部外事司的同志在復旦大學外事處召集教育部參加會議的學者開會，講出國注意事項。當時潘先生指導過的日本訪問學者深澤助雄還專門來上海協助潘先生作準備。

參加這次國際會議，各方面都很順利。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赴日旅途中，在東京時，由我安排聯絡，全團的教育部學者每人都購買了一臺東芝的20吋彩電，學者們回國后可分別在北京和上海取貨。現在的年輕人已不能想象，那時在中國擁有這樣一臺彩電，是很少家庭才能實現的夢想。以至于9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開會，潘富恩先生遇見我，特地對我說“我家那臺彩電，現在還很好”，我回以會心的微笑。

我總結和潘富恩先生的關系，屬于很少見面、但彼此心有相通的關系。也有例外，2000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時，一日接到朱杰人兄的電話，作為華師大出版社的社長，他要出版我的《朱熹哲學研究》。我說要加進三章，書名改為《朱子哲學研究》，杰人兄說這個新書名正是我們要的。出版后要報獎，因為我還在香港，杰人兄便自己去找了潘富恩先生為新書撰寫書評，這就是登載在2001年6期的潘富恩先生所寫的《朱子學研究史上的新突破——評陳來《朱子哲學研究》。新書獲得了第五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2001），這都是拜潘富恩先生和杰人兄所賜，在我是非常感謝的。書評中說“該書作如此詳密的論證，可謂朱子學研究上的第一人”，這在我自然是不敢當的。我想，杰人兄與潘先生也未必相熟，但潘先生對我卻如對師門的小弟，大力鼓勵，也體現了上海學者與北京學者的最佳合作。去年，我把潘先生這篇文字收入在我的新書《流光日新》中。

與潘先生已很長時間沒有見過面了，他去世后我一直留意觀看他的學生們寫的紀念文字。前一陣出去休假，沒有帶筆記本電腦，昨天休假歸來，今天趕緊寫下這一點紀念他的文字。潘先生千古！

2023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