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經世學主要代表作有陳其愫的《皇明經濟文輯》、陳子壯的《昭代經濟言》、陳子龍等人的《皇明經世文編》。其中，《皇明經世文編》是明末經世學風形成的標志，全書共五百零四卷，外加補遺四卷，內容遍及政治、經濟、法律、軍事、民生、教育、歷法、地理、水利等各個方面，堪稱明代的經世百科全書。該文編由陳子龍、宋征璧、徐孚遠等于明崇禎十一年（1638）二月開始編輯，盡管規模宏大，但在這些有志之士的齊心協作下，僅用九個月便完成了。如此快的速度表明了編者除弊救亡的迫切心理，他們似乎在與明朝的滅亡賽跑，希望能以此凝聚廣大士人的力量，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于既倒。但明朝的滅亡是近三百年來積弊的總爆發，并不是一部經世全書所能挽救的。陳子龍作為明末經世學風的旗幟性人物，為挽救明朝拼盡了全力，在清軍南下之后，他還組織了義軍奮起抗清，但不幸兵敗被俘，投水殉國。

        經世學風從明末一直延續至清初，當時著名的三大儒黃宗羲、孫奇逢、李颙都對此進行了推動和拓展，其中，黃宗羲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黃宗羲與陳子龍都具有經世情懷，交情深厚，黃宗羲的經世學可以說是陳子龍在明末倡導的經世學風在清初的延續和發展。黃宗羲在學問上雖然師承劉宗周，但二人的風格還是存在較大差異。劉宗周繼承了心性學的學風，一貫主張從身心修養、道德教化入手去改善政治狀況，屢屢被明崇禎帝斥為“迂闊”；但黃宗羲早年對講求心性修養的理學和心學并不專注也不太喜好，甚至有些輕視，而對正在興起的經世學表現出很大熱情。他熱衷于參加各種會社活動，希望直接通過政治實踐來改變政治狀況，《留書》和《明夷待訪錄》正是他對政治實踐進行系統總結和深刻反思的成果。直到后來，他因參加抗清被緝捕而逃亡深山，找出舊時藏書進行研讀，才逐步走上心學之路，并撰寫了《明儒學案》《孟子師說》《宋元學案》。他倡導的心學淡化本體、強化工夫，也具有強烈的經世學色彩。他的經世學涵蓋范圍非常廣泛，包括政治、經濟、法律、軍事、民生、教育、官制、取士等各個方面。《明夷待訪錄》是其經世學的代表作，是他在《留書》的基礎上繼續思考的結果。他在此書中對中國的政治傳統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與批判，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并以此為依據提出了制度變革的構想。像自由狀態的政治社會起源論、打破君主天命的公務職能說、國家與君主相互區分說、國家與民眾相互關聯說、良好制度優于賢能政治說、以制度制約權力說、貨幣流轉促進流通說、兼顧平均性與差別性的田地分配說、實行低稅率和差異性的賦稅征收說等一系列新銳思想，不僅對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進行了創造性突破，而且許多方面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也具有開創性意義，代表了明末清初經世學的最高成就。此書在清末與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并稱，對當時的變革產生了重要影響，黃宗羲也因此被推崇為“中國之盧梭”，一時成為激勵有志青年奮然前行的旗幟性人物。在人才選用方面，他特別提出加入“絕學”一項，以便為從事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等冷僻學科研究之人提供出仕的途徑。他具有超前的世界眼光，將當時新傳入的西學也納入“絕學”當中，他撰寫的“絕學”著作《西洋歷法假如》《時憲歷法解》就是研究西方歷法的。在抗清失敗、赴日過程中，他認識到西方火器技術精良、威力巨大，主張將火器也列入“絕學”加以推廣發展。他對算學有異乎尋常的興趣，并費盡心力進行研究，撰寫了《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圓解》《割圓八線解》六部著作。在他的帶動和啟發下，他的兒子黃百家和弟子陳訏都對算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并且悉心鉆研，取得了豐富的成果。

        孫奇逢為人豪俠，心胸豁達，幼年雖然學習程朱理學，但對陸王心學也非常喜好。他說：“某幼而讀書，謹守程朱之訓，然于陸王亦甚喜之。”后來，他走上了統合程朱與陸王的學術路徑，主張本體與工夫合一，本體要體現到工夫上，將心性學與經世學融為一體：“說心在事上見，說體在用上見，約禮在博文上見，致知在格物上見。內圣外王，一以貫之，原無許多頭緒。”《四庫全書總目》評價他的學問說：“奇逢之學，主于明體達用，宗旨出于姚江，而變以篤實，化以和平，兼采程朱之旨，以彌其闕失。”“明體達用”是對其學問注重身體力行、崇尚平易篤實、追求切近實用的很好概括。

        李颙提倡“明體適用”，即心性修養與實際功用要內外兼顧，從而實現經世濟民、成就大業的目標。他認為儒學即是心性修養與實際功用融為一體的學問：“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窮理致知，反之于內，則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達之于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群生。夫是之謂‘明體適用’。……明體而不適于用，便是腐儒；適用而不本于明體，便是霸儒；既不明體，又不適用，徒滅裂于口耳伎倆之末，便是異端。”他主張通過讀書來實現“明體適用”：“故體非書無以明，用非書無以適。欲為明體適用之學，須讀明體適用之書，否則縱誠篤虛明，終不濟事。”“明體適用”也是要將心性學與經世學融為一體，使儒學能夠成為切切實實的體用兼備的學問。

        到了清代中期和末期，顧炎武和王夫之的影響越來越大，并取代了孫奇逢、李颙，與黃宗羲并稱為三大儒。顧炎武批判心性學，提倡篤實而切用的經學，其中就包含經世學。他說：“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必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臨水；必有濟世安民之識，而后可以考古證今。”在明清朝代更迭、社會激烈動蕩之際，人生百態盡顯無遺。

        顧炎武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為學術宗旨，主張將廣博的學問研究切切實實地作用于立身處世，堅定不移地保持自身的操守，并對知識階層將學問與立身割裂開來而出現種種寡廉鮮恥的行為予以強烈批判：“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他還對“亡國”與“亡天下”進行了區分：“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他所說的“亡國”指的是政權的更替、朝代的改換，“亡天下”指的是以仁義為代表的華夏核心道德價值的衰亡。在他看來，明清更迭并不是一次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華夏文化面臨能否存續下去的重大危機，保衛華夏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后來，這段話被凝練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激勵清末志士不惜付出生命代價奮起抗爭、拯救中華。

        王夫之對程朱理學采取同情的批評態度，對陸王心學則加以無情的批判，將其貶斥為異端邪說。他認為唯有張載得到了孔孟的正傳，畢生以光大“橫渠正學”為己任。他繼承、發展了張載的氣學理論，并對其進行了拓展，主張“以氣為本”“天下惟器”，把實在的“氣”作為自己的核心學說。他強調具體事物才是實際的存在，事物的原則就蘊含在具體的事物當中，反對脫離具體事物去尋求一個懸空的“理”，并由此引出“知不離行”“以行為先”等學說，體現了重視踐行的經世風尚，對于驅除虛玄的學風具有重要意義。王夫之還特別強調作為天地萬物本原的太極或太虛處于動的狀態，反對佛道的虛靜空寂和理學的好靜，由此而引出了“變化日新說”，并進而提出了“日生日成”的人性論，打破了“命定論”對人性既成的束縛，具有變革進取的積極意義。正是因為強調變化更新，所以他的學說在清末被許多主張變革的人士所接受，從而對近代的變革運動產生了重要推動作用。

        明末清初的儒者們苦心孤詣構建了經世學并力圖將其付諸實踐，但在當時的高壓統治下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到了清末，以“經世思潮”為開端，變革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在此過程中，這些儒者的篤實學問和堅貞人格發揮了重要影響，成為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換的內在動力。正如梁啟超所說：“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變遷，雖波瀾一日比一日壯闊，內容一日比一日復雜，而最初的原動力，我敢用一句話來包舉他，是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教授）

關鍵詞：明末清初;大家;經世學